重文轻武由来

根源

如所周知，中唐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至五代时进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将称雄的后果。如以后宋太宗说：“自梁、晋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数十年间，王朝更替频仍，文官武将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割据局面愈演愈烈。正因为如此，当时社会上便形成了强烈的重武轻文风气，“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长期存在的这种武力左右政局的因素，其影响十分深远。西方学者也认为：“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稳固的、短命的军事政权所统治。正是在这一时期，军事力量决定着政治状态，并继续成为宋初几十年间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历经战乱的背景之下，通过兵变上台的宋王朝开国伊始，就遭到李筠、李重进等藩镇的武力抵抗。还有如王彦升在任京城巡检时，敢于夜闯宰相王溥家门，以索酒为名进行敲诈。此事虽有新贵漠视旧臣的意味，但连同二李造反的现象，都反映出武将积习已久的跋扈作风，是深层而严重的问题。结合历史的教训和自身的兵变经历，使宋太祖清楚地看到，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朝野上下遂皆视武人及武力因素为动乱的根源所在。

发展

宋朝建国不久，为了避免武将叛变，便采取一系列的“收兵权”措施，作为全力强化中央集权的核心任务，以重新确立天子的权威，这正是事物发展的逻辑结果。然而，单方面地收兵权，虽能收一时之效，却不能完全解决武将跋扈的社会根源，也无法铲除武人意识中追逐兵权的观念。惟有恢复并强化儒家意识形态化的道德规范，重振纲常伦理，以维系世道人心，才能控制社会。在此基础上矫正以往风气，在社会意识中铲除重武轻文的观念，也才能更大限度地稳定新生的统治秩序；同时，对以往长期存在的文臣、武将之间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加以解决，才能在体制上牵制武将集团。从根本上杜绝来自武将势力及武力因素的危害，以求长治久安。因此，从宋太祖朝开始，便结合收兵权的目的，一方面对骄兵悍将逞强的状况进行整顿；另一方面则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提倡儒家道德伦理，培植崇文的社会风气。

表现

在提高文臣地位和权威，以对武将群体构成制衡机制方面，宋太祖也采取了诸多措施，概括而言主要有：

其一，在朝中重用文臣。

先后重用赵普、薛居正、沈义伦、吕余庆及卢多逊等人为宰执，禁止将帅干预朝政。如建国之初，就任命赵普为枢密副使，以牵制武人出身的枢密使吴廷祚。以后，赵普独任宰相，更深受信任，“事无大小，悉咨决焉”。这就扭转了五代时枢密使欺压宰臣的局面；

其二，任用文官掌管地方。

宋太祖称帝后，不断从中央派出文臣到各地任职，陆续取代原来藩镇手下的爪牙。赵匡胤对此的看法是：“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其三，注意保护文臣。

宋太祖在宫廷之中立碑，告诫后世继承者勿杀文臣士大夫。如宋太祖亲信干将王彦升骚扰因宰相王溥而被逐出京师；宠将史珪诬陷国子监丞、知德州梁梦升迫害武将郭贵。宋太祖不仅没有治梁氏之罪，反而加以提拔，并继续令其留任。此事恰与以往史氏诬告大将张琼致死的结局形成反差；

其四，尊崇儒学。

赵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扩修儒家先圣祠庙，亲自为孔子作赞文，并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孔庙。建隆三年又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使一品礼仪，在庙门两侧竖起16枝戟。宋太祖还公开要求武将学习儒经，“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此举的目的在于宣扬儒家的君臣之道，和“崇文”的气象，而非一般性地鼓励武臣增进文化素养，或培植文人学子进入武将队列的意愿。这都向天下传递了尊儒重文的信息。宋人范祖禹对此评说道：“儒学复振，是自此始，所以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

其四，重视科举制度。

在宋太祖朝，不仅科举录取人数较以往扩大，而且开创“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试”制度。宋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
经历了五代兵乱的宋太祖，切身感受到的是武将对皇权的直接威胁，而对文臣、士大夫在认识上则更为放心，故其有：文官“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的看法。还有这样的记载：吴越王向宰相赵普私贿瓜子金十瓶，此事恰巧被宋太祖碰见，“帝叹曰：‘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因此，除采取以上措施外，宋太祖还有意做出崇尚文翰的姿态，如赵匡胤不仅自己读书，而且要求大臣赵普等也多读书，以便为天下做出表率。宋太祖曾公开表示：宰相须用读书人来做。

宋太祖朝的上述举措，无疑反映出在治国上已初步萌芽了“崇文抑武”的思想及方略。宋人陈亮甚至认为：“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当然，宋初脱胎于五代，又处于统一四方之时，尚不可能完全以儒立国，也不可能忽视武将的作用。故其所为的宗旨，更大程度上乃在于将过低的文臣地位提升和提倡“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