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俸到边缺：清代边疆官员选任中的制度演替

摘要：边俸制度创立于明朝中后期，以缩减考满年限的优抚方式，鼓励官员赴任边疆。清初，边俸制度被继承发展，但因疆域及边疆治理模式与理念发生变化，无法从职官角度满足边疆治理需求。因此，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清朝分别创设海疆缺、烟瘴缺、苗疆缺、沿边缺，并发展成为以“拣选题补”“俸满优升”为基础的边缺制度。之后，随着边疆治理深化及治理一体化的推进，边缺制度的体系化建设不断发展，边俸逐渐融入边缺制度体系中，成为其“俸满优升”制度原则下的升转方式之一。从边俸到边缺的发展过程，是边疆治理深化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清代；边疆；边俸；边缺；制度演替

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直接影响着国家统一和疆域稳定，加之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纷繁的社会民族情形，都是中央王朝开展治理的重点与难点。官员是边疆治理的执行者，由其带着制度、政策深入边疆，建立起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而通行于内地的职官制度，往往难以适应边疆治理的复杂性以及差异性，常出现边疆缺官、贤员难用的困局。因此，边疆官员的选任成为边疆治理有效开展的关键，而适宜边疆地区的职官制度正是其重要保障。

清代官员选任制度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成果丰富[1]。近年来，学界开始对以边缺[2]为代表的边疆官员选任制度予以关注。[3]但应注意，边缺作为一项特殊的官缺[4]制度，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才开始设置，其作为专有制度名词在乾隆时期才大量出现。[5]那么在此之前，边疆地区官员选任制度为何？它与边缺又有怎样的关系？其实，清朝建立之初就继承发展了明代的边俸制度。不过，学界对于边俸制度的研究相对薄弱，大多研究者面对文献资料中的“边俸”时，或是将其理解为“边疆历俸”的简称，忽视了它制度层面的意涵；或将其与边缺类同。可见，当前研究未重视清代边疆地区官员选任制度体系的继承发展性，以及边俸制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从边俸制度入手，探寻边缺制度的发展过程，解析两者的关系。对边疆官员选任制度形成与发展的重新梳理，既可补充当前研究之不足，从而对边疆官员选任制度有更深入的认识；又能从职官角度分析清代的边疆治理深化。

一、明代边疆官员选任制度的发展与边俸制度的产生

（一）明代疆域发展对边疆职官制度的影响

边疆地区的官员选用被历代所重视，各时期中央王朝因应实际，制定不同的政策与制度。唐朝大部分边疆地区采取羁縻方式进行管理[6]；到了宋代，边疆地区官员的选任原则，开始从惩处性向优抚性转变[7]；元朝积极推进边疆治理一体化，却因没有适应性及针对性的职官制度，在后期出现了由流官趋向于土官的转变[8]。明代以后出现如下变化：

首先，明朝边疆治理理念变化，影响了边疆治理的方式。明朝疆域相较于元代有所内缩，特别是土木堡之变后，其疆域观逐渐向两宋靠拢，以维持已有疆域为主，在内地执行中央直接治理，而在边疆地区实施间接管控[9]，建立圈层疆域结构。其次，明朝在保守的疆域观影响下，对边疆地区多采取军事管控，限制了边疆行政管理的发展。明朝北部为“九边”重镇，以军事管控抗拒鞑靼、瓦剌；西部防御乌斯藏、朵甘；西南边疆外边地区则为“军管羁縻政区”[10]，“皆分统卫所关堡，环列兵戎，纲维布置，可谓深且固矣”[11]，以军事力量实施管控。于是，终明一代大量边疆地区，主要以军事卫所镇戍方式维持边疆地区的稳定，而正式政区建设明显滞后，较少派遣流官进行直接治理。

可见，明朝疆域内缩产生了边疆治理模式的“内外”之别，大多数边疆地区采取间接管控，而中央直接治理下的边疆地区多以军事卫所镇戍为主。正是以上因素，造成了明朝边疆地区流官治理的需求不断下降，其职官制度建设也相应滞后。明朝边疆地区职官制度多从通行职官制度衍生而来，缺少针对性的制度设计。明初，于洪武十三年（1380）创立“南北更调用人之法”，官员就任地按其籍贯进行南北互换[12]，同时考虑到福建、湖广等处地有瘴疠，官员多不愿赴任[13]，故对“南北更调法”进行补充，“考核不称职及以事降谪者，不分南北，悉于广东，广西，福建汀、漳，江西龙南、安远，湖广郴州之地选用”[14]，将赴边疆就职作为对犯错官员的惩处，以此确保边疆有官可用。明中期边疆形势愈发严峻，中央对于边疆官员的选任更加重视。成化五年（1469）规定：“云、贵、广西三省及广东雷、廉、高、琼四府，四川马湖府，陕西、山西行都司，辽东都司各所辖，宁夏、岷州二卫，缺官将在部听选，挨次未到监生，愿就远方者，考选除补。”[15]此后，明王朝对边疆官员选任制度不断补充，从而建立起“远选”“边选” 制度——通过扩大备选官员来源、简化考核流程等方式[16]，鼓励官员赴边疆任职。要言之，明朝中前期边疆职官制度仅是对于“南北更调法”的补充，是针对各边疆区域的不同情形分别予以政策上的应对，仍具有明显的内地职官制度特征，没有形成一套适用于边疆地区的完整职官制度体系。

（二）明代边俸制度的创立

嘉靖四十三年（1564），明朝更定边方督抚官考绩之例，规定“佥都三年满升副都，副都升侍郎”[17]，之后这一规定在边疆地区逐步推广，“蓟辽七边三年考满，佥都升副都”[18]、[19]，并最终成为一项职官制度被确立下来。为视区别，将其称为边俸，内地的职官制度则称为腹俸。边俸与腹俸之间主要存在两方面差异：其一，边俸缩短了考满时间。明代规定“国家考课之法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20]，腹俸官员需要九年考满才能获得晋升资格，而边俸仅需三年。其二，边俸增加了晋升机会。腹俸官员九年考满后，还需论资排辈、进一步考核，方决定升降去留。边俸也需考察比较，但为示优抚，其考核条件稍有放宽，多数官员都会升迁内地或奖赏留任。可见，边俸制度通过优抚方式激励贤员赴任边疆，保障了边疆治理有效开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职官治理压力。于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远选、边选，永为停止”[21]，明朝开始整合各种边疆制度、政策，将边俸定为主干，围绕其建立边疆官员选任制度。

隆庆四年（1570），大学士高拱发现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北方的蓟、辽、山、陕等边疆地区，“有司虽有牧民之官，实有疆场之责，乃官其地者，非杂流则迁谪”[22]，于是建议“今后各边有司，必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者除补”[23]，此建议被中央采纳，明朝不再将边疆作为官员的惩处之地，而是选择贤能之员赴任，以期更好地进行边疆治理。可见，明代边疆官员的选任，有一个从惩处性向优选性转变的过程，这也是边疆治理被逐渐重视的表现。

明代中后期，“士多虚誉而希美官，假恬退而图捷径”[24]，官员们不择手段追求“美官肥差”，想方设法逃避苦职。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尚书孙丕扬为解决这一问题，“乃创为掣签法”[25]，用看似公平的抽签方式，决定官员所任之地。边疆地区也以该法选任官员，并辅以边俸制度保障边疆官员升迁，此二者构成边疆官员选任制度的主体，至天启二年（1622），“顺天、永平、保定、河间府属，及山东登、莱二府，与川、贵、云南、广西偏远一带州县已奉旨俱算边俸”[26]。这一时期边俸制度呈现以下特征：第一，边俸区域主要在“两京十三布政使司”[27]边缘的正式政区，而不是普遍分布在所有边疆地区。第二，呈现块状小区域分布，没有接连成片。第三，各边俸区域设置原因明确，如北方一线为抗击鞑靼前沿；四川西部为联结、控制西藏地区的地带；而云南、贵州、广西的边俸区，主要分布在中央直接控制的地方核心区，以及相互连接的交通沿线。

随着国家治理在边疆地区的推进，边俸制度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边俸相较于腹俸，官员的晋升周期更短，于是一些官员想尽办法任职边俸，或将自己所任之地改为边俸，“腹里善地而托言边俸”[28]，只为挨历升迁之利，不闻边地治理之责，于是“滥开边俸，捷径燃灰，则吏治日坏”[29]，于是至明晚期有了“军功、边俸题覆太滥，命暂停行取”[30]的要求，但随着明朝的覆灭而终未实现。此外，边俸制度并未解决边疆地区职官选任困局，无法形成完整的职官治理体系，限制了边疆治理的推进，而边疆治理中官员选任的适宜性、针对性问题仍待解决。

二、清初边疆治理需求与边俸制度的继承发展

（一）清代初期边俸制度调整的背景

清朝在疆域统一进程中，将边疆地区重新纳入国家直接统治之下，积极推进边疆与内地间的行政管理一体化，在边疆地区建立正式政区、选派流官，边疆治理模式与理念发生明显变化。中央随之逐渐发现由明代继承而来的职官制度，无法满足边疆治理需求，官员选任严重制约了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

一方面，清朝统一疆域的形成使所需边疆官员数量大幅增加，产生巨大职官缺口。清朝经过近百年努力，其疆域范围“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於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31]，边疆地区大幅增加。同时，清廷不断推进边疆治理一体化进程，先后在西南、台湾、新疆等地建立正式政区，存在较大的职官缺口，需要中央选派官员。当时的“缺官”问题给清朝边疆治理造成巨大困难。

另一方面，清朝边疆治理的深化对边疆官员治理能力的要求不断提升。清朝在边疆地区广设正式政区，但是总的来说边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社会民族情形复杂，其治理体系建设相对落后。所以，边疆治理需求对任职官员执政能力提出较高标准，并更加强调人地的适宜性与针对性。而已有吏部铨选的“掣签法”，其随机性难以满足清朝边疆治理深化对于官员的要求。

（二）清初职官制度的应急性调整

清初，虽然产生了边疆治理深化的迫切需求，但因统一进程还在进行，国家形势仍未稳定，清朝面对边疆治理中的官员选任问题，根据边疆治理需求，对已有的职官制度进行应急性调整，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在边疆官员来源以及选取方式上予以特殊对待，采取就近推升的方法，由督抚根据地方形势，推荐就近官员升任，“四川有缺，在于陕西附近推升；广东有缺，在于福建附近推升；广西、湖南有缺，近陕西者在于陕西附近，近广东、江西者在于广东、江西附近推升”[32]。这样的调整，既使赴任官员“程途不远，资斧已多减省”[33]，缓解官员负担，并以晋升的方式，对其赴任边地进行优抚；同时“疆域相连，风土亦稍习惯，较之部选难易，有天渊之殊矣”[34]，以邻省官员赴任，与当地相适应。

第二，为缓解边疆“缺官”问题，对于愿赴边疆的官吏适度放宽选任条件，并予以优抚。“（顺治）十二年（1655），题准，福建、广东、四川、湖南地方边远，不拘科分，即准拣选。”[35]待平定广西后，“（顺治）十五年（1658），议准，广西亦不拘科分拣选”[36]，即对于边疆官员的选拔，放宽科举出身的硬性要求，扩大来源。清朝统一云南后，“（顺治）十六年（1659）议准，云贵地方初开，在京候选通判、知县、佐贰等官，有愿任边疆者，不拘咨次投供到部，给文赴经略军前，遇缺拟补”[37]。并且，“愿任边疆各官，所署之职，与原品大小不符者，迁转之时，仍照原品升补”[38]。对于愿往边疆任职的官员，予以品职上的优升以资激励。三年之后，边疆地区官员缺乏情况得到缓解，于是“康熙二年（1663）题准，停止愿任边疆例”[39]，恢复正常铨选。

（三）清初边俸制度的常规性调整

此外，清朝对明代边俸制度予以继承的基础上，还根据各边疆地区情形，对该制度进行如下常规性调整。

首先，边俸制度计俸年限的缩减。清初沿用考满制度，“国初典制，内外官三年考满，视其称职与否”[40]，边疆地区将边俸制度与考满制度配合使用，通过缩短考察年限，为边疆官员提供更大的升迁机会。顺治十三年（1656）前明蓟辽总督、时任兵部尚书王永吉为激励官员赴任边疆，建议进一步缩减边俸考满较俸[41]年限，“至于题定边俸，以十个月算一年，三年之内止减半年，又与腹里各官较俸深浅，沉滞实多，不足以鼓舞劳吏。似应以八个月算一年，另立边俸一行，不与腹里通论计算，俸满应行取者即行取，应升转者即与升转，则危疆苦地自然乐趋，无向隅不平之叹矣。”[42]其建议被采纳，边俸制度进行了相应调整，“其边方司道，历俸年半为二年，知府有司，历俸二年为三年。”[43] 调整情况如表1。

其次，边俸制度适用范围的扩大。明代边俸制度主要适用于行政主官，清朝在边疆治理实践中逐渐意识到佐贰、杂职等官的重要作用。于是，顺治十五年（1658）规定，“州县佐贰等官，照正印官边俸例升迁，以示鼓励”[44]。康熙二年（1663）再次扩大适用范围，“边远地方，三司府首领、教职、杂职等官，亦作边俸”[45]。把边俸扩大至学政类官员、杂职，体现出文风教化在边疆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清朝在土州县设置佐贰官，对于当地土司起到监管作用，康熙十年（1671），“广西南宁、太平、庆远、思恩四府及土府州佐贰等官，俱照边俸例升转”[46]，将土府州佐贰官也纳入边俸中。

再次，边俸分布区域的调整。清初边俸制度的分布，伴随疆域统一逐步推进。顺治十六年（1661）清朝平定西南地区，边俸制度随即施行。顺治十八年（1664）郑成功驱除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与清廷对峙，清廷发布“迁界令”[47]，命令沿海居民向内地迁移三十里。[48]为加强沿海地区的管控，鼓励官员实施有效治理，规定“沿海之地，应照边俸升转”[49]。至康熙二十年（1681）边俸分布区域基本稳定，主要在西南的云、黔、川、桂四省全境，以及浙江、福建沿海州县。[50]此时，三藩之乱初定，西南地区急需中央派遣官员进行善后、治理；浙江、福建沿海地区划入边俸，不仅是为清朝海禁政策服务，更是为应对台湾郑氏集团的侵扰。

（四）清初边俸制度的不足

清廷为解决边疆治理需求，对边俸等职官制度进行调整与发展，但仍无法完全因应此时突显的边疆治理困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则“来者不治”，边俸制度成为一些官员眼中的晋升捷径，他们只为升迁无心治理，不利于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吏部尚书孙廷铨在顺治十七年（1660）就上疏提到，川湖、广西、云贵等地的边俸官员消极挨俸、坐等升迁，地方治理陷入困顿，“是此，官止为捷径，而边地依旧乏人”[51]。因此，他建议“凡边地委任官员，题请实授者，宜量加署职字样，俟历任二年，果有实绩可观，方准实授”[52]。试图以增设“试用期”的方式督促边俸官员用心进行地方治理。其建议虽未获批准，但足见此时的边俸制度已无法满足边疆治理不断深化的需求。

二则“任者不适”，由掣签随机而来的边俸官员，无法满足边疆治理深化的需求。边俸制度掣签任用官员，无法针对边疆的特殊性做到知人善用。随机而选的官员，在地方治理中常会忽视边疆的独特性，致使边疆治理的成效大打折扣。同时，易产生边俸官员因人地不适而造成不必要的病亡，使边疆治理难以长效开展。

三则“贤者不赴”，边俸制度的优抚性对于一些贤能官员来说失去了吸引力。边俸制度虽在历俸年限的计算上对官员予以优抚，缩减晋升资格的获取时间，但获得晋升资格后，还要与内地腹俸官员一同考核比较，一视同仁，没有优势。边俸之优抚无法带来直接的晋升，相较于复杂、恶劣的边疆环境，任职边疆被多数官员认为是不值前往的危途。

从上可知，清廷需要在边疆职官制度方面进行进一步创新。

三、边缺制度的建立与边俸制度的萎缩

边缺制度因应清朝疆域形成和边疆治理一体化的需求而产生，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雍正五年（1727）的四十多年中，完成了制度体系架构，形成了多种类型，以其针对性、灵活性、时效性逐渐开始取代边俸制度，保障了清朝边疆治理的有效开展。

（一）边缺制度的创立

其创新性包括：其一，边缺增加“拣选题补”制度原则，提升边疆官员选任的针对性、适宜性。清朝将边缺官员的选任权下放地方，并以核查批准的方式进行监管，利用地方督抚的知人善用，选择适宜水土、谙练民情的官员赴任边疆，打破边俸铨选的随机性，减少官员“身入险地”的风险，发挥其人地相宜的优势。其二，在“俸满优升”原则下，加入“俸满即升”等升转方式，以更强的优抚性激励贤员赴任边疆。“即升”方式的加入，使边缺官员不必与内地官员一同较俸升转，只需赴任边疆、安心治理就可升迁，优抚力度明显大于边俸，保障了边疆官员的来源与补充。其三，边缺制度根据各边疆民族的情形，灵活设置海疆缺、烟瘴缺、苗疆缺、沿边缺等类型，使边疆官员选任升转更具全面性。各类型会根据各边疆区治理需要与情形差异，在制度设计有所区别。在“拣选题补”制度原则下，不同边缺由地方督抚或皇帝使用调补、升补、简选等不同方法选派官员；在执行“俸满优升”时，又有三年俸满即升、五年俸满即升、三年俸满升衔留任、五年俸满升衔留任、留任候升、撤回内地候升等多种优升方式，从而弥补了边俸制度的单一性。

边缺制度确立后，边俸制度分布空间逐渐萎缩。如清朝收复台湾后，台湾例创制，且沿海形势好转，于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题准“福建、浙江，近海地方，俱算腹俸”[53]，不再为边俸。

（二）边疆治理深化下边俸与边缺制度的融合

雍正时期，伴随着边疆地区“改土归流”与治理一体化的快速推进，边缺制度相较于边俸制度的功用性逐渐体现，而两种职官选任制度同时存在，不便于边疆治理的开展。清廷为完成边疆职官选任的统一化、制度化建设，决定完善边缺制度，进行体系化建设，全面取代边俸制度，使其成为最主要的边疆官员选任制度。于是，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雍正下谕，“行令各该督抚，将各边省题调之缺，或应三年俸满，或五年俸满，或照内地论俸，一并确查定议，分晰具题，著为定例”[54]。在全国范围内，对边疆身份官员选任情况进行清查，并根据各省清查结果，进行职官选任制度的大调整。

第一步，边俸被大量裁撤，并以边缺制度为主体，完成边疆地区职官选任制度体系的建设。雍正四年（1726）雍正下谕内阁，认为边俸制度太滥且不再适应当前边疆治理需求[55]，命九卿就边俸进行讨论，其经过商议提出“凡边俸非保题调补之缺，俱与内地一体较俸升转”[56]，雍正皇帝批准了这一建议，大量边俸转为腹俸，边俸的适用范围大幅缩小。雍正五年（1727），四川巡抚马会伯在清查本省边疆职官时，也认为应以边缺制度代替边俸，于是请停四川边俸[57]，很快得到批准。至此，边俸制度的实施范围已近于无。与此同时，各边疆省份在完成官员选任情况清查的基础上，根据各地情形及治理需求，重新划定各类型边缺的适用范围，海疆缺、烟瘴缺、沿边缺、苗疆缺因其各自制度特征，在广大边疆地区普遍推行，成为清朝最重要的边疆职官选任制度。

第二步，将边俸融入边缺制度体系中，使其成为“俸满优升”制度原则的一种方式。经过前期调整，边俸制度不再作为单独的职官选任制度在边疆地区施行，但其制度优点却被边缺制度所吸收，并逐渐融合。雍正五年（1727）云贵总督鄂尔泰清查边疆官员情况时，建议对云南沿边缺进行调整，他认为：鹤庆、顺宁、永昌、永北四府知府，剑川、腾越、云州三州知州，是皇上简选[58]、五年俸满即升的沿边缺，这些地区经过多年治理，“今生业日繁，风俗渐淳，若以五年为满，似属幸进，若照内地论俸，似属偏枯”[59]，应当改为边俸方式升转，既起到优抚官员的作用，又可使官员不致速升，能够安心地方治理。中央经过讨论，最终听取了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鹤庆、顺宁、永昌、永北四知府，剑川、腾越、云州三知州，虽非调补之缺，但远在极边，接壤外域，亦应照边俸，听部升转”[60]。鹤庆等府沿边缺，依然保留皇帝简选的方式选任，而将“俸满即升”方式改为照“边俸升转”。通过这次沿边缺的调整，边俸开始从一项独立的职官制度，转变为边缺“俸满优升”制度原则中的一项优抚政策，渐渐与边缺制度体系相融合。至雍正十三年（1735）《吏部则例》记载：

云南开化、广西二府正杂等官，广西分防五槽通判，新平县知县，禄劝州知州，丽江府知府、经历，鹤庆府维西通判，剑川州、中甸州州判，黑、白二井提举，弥沙、阿陋二井大使，鹤庆、顺宁、永昌、永北四知府，剑川州、腾越州、云州三知州，陕西赤金、靖逆、柳沟、安西卫俱算边俸，其余各省俱算腹俸。在外司道官员以下，杂职以上官员，不论俸满即升卓异等项官员遇缺即行升补外，司道官二年俸满升补，知府有司以下、杂职以上官员三年俸满升补。历俸未满，不准升补。司道官历边俸年半为二年，余一日作二日算。知府有司以下、杂职以上官员，历边俸二年半为三年，余一日作二日算。若边俸、腹俸相当，则先升边俸官员。[61]

可见，边俸分布地点仅有云南、甘肃两省，数量不到30个，并且施行边俸升转的官缺，皆为边缺制度中的沿边缺。究其原因，边俸创制之初即分布在沿边地区，此时它融入边缺制度中，并以一种升转方式在沿边缺中保留，既是对其沿边功用的认可与继承，又是职官制度在边疆治理深化下所进行的创新性尝试。

此外，随着边缺制度在武职中的应用，其“俸满即升”的主要升转方式与武职的职责、需求存在矛盾。一方面，武职的升转原则与文职不同，武职主要依据军功战绩升迁，“俸满即升”相较军功过易，会打破已有的平衡。另一方面，边疆武职具有镇疆保域之责，以兵将相知、谙练长守为宜，不便频繁调动。因此，雍正五年（1727）开始在烟瘴缺、苗疆缺等武职中普遍采用“边俸升转”，边俸升转逐渐成为武职边缺的主要升转方式。

边缺制度体系的确立以及与边俸制度的融合，既是边缺制度在边疆治理中所获成效的体现，又是其为满足治理深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

（三）边缺制度体系的确立与发展

清代国家治理不断深化，边缺制度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化建设，其名称与定位也得到明确。

一方面，边缺成为全国性官缺制度的组成部分，并且保持其边疆针对性与制度特殊性。在边缺制度的启发下，清朝认识到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官缺体系。雍正六年（1728），广西布政使郭上疏建议，“伏查州县要缺之必需贤员者，共有四等：一、地当孔道者为冲，一、政务纷纭者为繁，一、赋多逋欠者为疲，一、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就此四等之中有专者、有兼者、有四等俱全者。”[62]所有州县分为“其简僻易治者，一概著为常缺……所有四等要缺”[63]。清廷经过长时间的商讨，最终在雍正九年（1731）正式建立以“冲繁疲难” 为标准的四等官缺制度，[64]同时规定“沿海、沿河、苗疆，一切应行题补之缺，仍照旧例遵行”[65]，原先边疆地区的边缺制度依然保留，并独立于“冲繁疲难”体系之外，之后的规章典籍也视其为自成体系。如乾隆朝《吏部则例》就提到，“各省冲繁疲难等缺，除沿河、沿海、苗疆、烟瘴及一切应行题补调补之缺”[66]。所以施坚雅在关注“冲繁疲难”体系时，发现不在此体系内的“秘密成分”[67]，正是清代官缺制度中的边缺制度体系。

可见，清朝的官缺系统是由边疆地区的边缺制度和一般地区的“冲繁疲难”四等官缺制度等共同组成。

另一方面，边缺制度不断进行体系建设，成为边疆地区系统性职官制度，其名称与实质逐渐被确立、认可。虽然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就开始创设边缺，但“海疆缺”“烟瘴缺”“苗疆缺”“沿边缺” 等边缺名词，直到雍正五年（1727）所编《大清会典》都未出现，正史或典籍中多以“例”相称。随着“冲繁疲难”四等官缺制度的建立，官缺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官缺”“缺”等名称常被提及，原先边疆各例也以“缺”称之，于是从乾隆朝开始，边缺的各种名称就被收入到官方典籍中，如“至广西烟瘴各缺”[68]“台湾各缺”[69]“云南烟瘴苗疆正杂各缺”[70]“贵州烟瘴苗疆正杂各缺”[71]“湖南苗疆各缺”[72]等。边缺名称的确立，既是与一般“冲繁疲难”四等官缺制度的区别，又是边缺制度体系最终确定的标志，此后边缺的名称与制度被接受与应用。

此外，在边缺制度体系不断发展之下，已成为其组成部分的边俸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乾隆二十四年（1759）甘肃地区的沿边缺，不再施行“边俸升转”，开始“俸满即升”。[73]至此，仅有云南地区的沿边缺还保留“边俸升转”，到光绪时期：

各省边缺，除俸满入即升班者，各较奉旨先后日期，不计俸深月日外，其不入即升班，止入俸深班论俸推升者，有云南开化府知府，文山县知县、典史，竹园屯司巡检，黑、白二井提举，阿陋井大使，顺宁府知府，顺宁县知县、典史，永昌府知府，永昌府腾越同知，保山县知县皆为边俸，边俸二年半抵腹俸三年，余一日作二日，其边俸腹俸接算者，历过边俸，唯以十日作十二日。[74]

“边俸升转”的沿边缺仅剩13个。同时，会典中首次出现了“各省边缺，除俸满入即升班者……为边俸”的论述，明确规定了边俸是“俸满即升”以外的另一种升转方式，它是边缺制度的优抚政策之一，这不仅反映出伴随着边缺制度体系的确立与发展，其在边疆治理中职官制度的主体地位，也说明无论是在实际执行中还是在典章规定里，或是在官员意识中，此时边俸已经完全融入边缺制度体系中。

综上所述，从边俸到边缺的发展，是边疆地区职官制度与治理体系建设的扬弃过程。边疆治理深化的推进，对职官选任制度提出更高要求。边俸制度通过吏部铨选随机任用官员，无法满足边疆治理深化对于官员的要求，因此边缺制度舍弃边俸的铨选方式，设立“拣选题补”制度原则，以针对性、适宜性为目的选任贤员赴任边疆。而边俸制度中的优抚方式，被边缺制度所借鉴，并形成“俸满优升”的制度原则，以优抚性激励贤员赴任边疆；并且边俸也成为优升方式之一，融入边缺制度体系。可见，从边俸到边缺的扬弃发展过程，均是以保障边疆治理深化为目的。

按，作者戴龙辉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后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明清民族史研究。原文载《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