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第三卷：《世界性的帝国：唐朝》
今天要讲《哈佛中国史》第三卷：《世界性的帝国：唐朝》
唐朝，虽然我们都没经历过，但是对它的印象，基本都是美好的。那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巅峰时期啊，各种成就，无论是文化、武功、国际地位，还是城市生活，在当时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各种好玩的名人轶事典故、传世的诗歌文章，那更是多得数不过来。
但是，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它的作者美国汉学家陆威仪，他的着眼点不是这些，他看到的唐朝，是一个或者一系列的重大变革，有政治制度方面的，像府兵制的消失、科举制的兴起；有社会结构方面的，像我们前两期反复提到的一个概念“大家族”，在这本书里终于要谢幕了；有国际关系方面的，像李世民时代获得的“天可汗”地位，还有后来中国有意无意开创的东亚文化圈；有文化生活方面的，像诗歌进入了黄金时代，城市生活更自由、更商业化……正是这些变化，把中国，或者说中华帝国的历史划分成了不同的时代，从中古时代，进入了近代早期。所以说，作者眼中的唐朝，最大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变革。那么这些变革为什么会发生呢？作者锁定了一个历史事件——安史之乱，他认为安史之乱是真正的唐朝，乃至整个中华帝国历史的分界。
下面我们就按照作者的这个思路，一起来看一看，外国历史学家眼中的唐朝。
安史之乱是怎么回事呢？安就是安禄山，史就是史思明。安禄山是唐玄宗李隆基最信任的胡人将领，当时在河北驻防，掌握着唐朝最精锐的三个军区的军队，公元755年，唐天宝十四年冬天，安禄山起兵造反，一度占领了唐朝的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迫使李隆基出逃到四川，半路上被迫处死了杨贵妃，后来还丢了皇位。安禄山死后他的部下史思明又继续造反，直到763年，叛乱才平息，但是唐朝也从此由盛转衰。
在唐朝刚建立时，摆在唐王朝面前的局势是什么样的呢？主要有这么三点：
第一，南方对国家的重要性，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方了。其实在隋朝时已经是这样了，所以隋炀帝要开凿大运河，目的就是把南方的物资输送到北方的政治中心洛阳。到了唐朝，因为北方经历了大规模战乱，国家经济更依赖南方，如果没有这些物资，单靠关中地区的出产，没法维持长安这么一个大都城的需求。
第二，隋、唐两代的创建者，他们都出身于“关陇集团”，全称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是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概念，这本书里也沿用了这个概念。关，是指陕西的关中地区，陇，就是甘肃省的简称，关陇，也就是指今天的陕西、甘肃及西北这一带，也就是说，唐朝的根基是在西北，所以为了政治需求，唐王朝还是不得不把首都放在长安。但是关陇集团是胡汉杂处，所以一些汉人血统比较纯正的地区的大家族，比如河北，就不太瞧得起唐朝的皇室。
第三，把首都定在长安，意味着紧挨着一个巨大的威胁，就是北方的突厥。
政治中心，起不了经济中心的作用；地方上，有势力的大家族不太买账；旁边，还有个强敌总在那盯着你，可以说早期的唐朝政府非常头疼。为了应付这样的局面，他们就设置了一个新的职位，叫“使职”，中央政府向地方上派出这些使职官员，给他们很大的权力，以便调配各种资源。使本来是一种非常设的专项的职务，比如有的负责人口稽查，有的负责监督国家专卖产品，像盐和铁，但是后来为了军事需要，又设立了全面负责一个地方军事、行政、财税、户籍管理的节度使，也就是说，节度使在他管辖的地盘上，几乎是大权独揽的。
节度使最早也是非常设的，但是当上节度使的人，当然都希望能尽可能长地拥有这么大权力，就反复跟中央提出，这个职位应该常态化，加上他们也干得不错，最终在8世纪初，节度使就变成一个常设的职位了。所以说后来安禄山作为一个地方军区的武将，哪来的那么大实力跟中央对抗啊？就是因为节度使这个制度设置，让他有了扩充实力的可能。
到了唐玄宗时代，有一个权力欲特别强的宰相叫李林甫，有个成语叫口蜜腹剑，说的就是他。这个李林甫，担心那些节度使要是谁立了大功，可能会被提拔，调回中央任用，那就可能威胁到他的地位，于是他就干了一件影响非常坏的事，规定以后节度使只能由胡人来担任。从唐太宗开始，唐朝的军队里起用了很多胡人，也就是少数民族的将领和士兵，他们也确实很有战斗力，功勋卓著，但问题是胡人都是大老粗啊，立再大的功劳，也不可能让他们这样的粗人当宰相，这不就没人能威胁他李林甫的地位了吗？这样，安禄山的机会就来了。
安禄山就是一个胡人，而且血统很复杂，他当兵以后，一步一步爬到节度使的位置上，并且最终一个人兼任了唐朝在河北最重要的三个军镇的节度使，军政财各项大权集于一身。由于李林甫的政策，把边镇的权力都交给胡人将领，安禄山很容易发展势力，他的部队胡人比例非常高，还都非常忠于他，这样就逐渐形成能跟中央叫板的实力了。然后李林甫死了，安禄山造反，安史之乱就这么爆发了。
安史之乱的具体过程，这本书里没有多讲，我们在这也就不展开了，我们还是重点放在它的因果，前面是因，也就是安史之乱之所以能爆发的历史条件，下面再说果，安史之乱的影响。安史之乱历时将近八年，终于还是平息了。但是，对唐朝政府来说，之前的日子是再也回不来了，安史之乱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首先说在政治格局上，出现了藩镇。藩镇，是一种军事单位，说白了，就是那些节度使们各自的防务区。前面说了，节度使在自己的藩镇里享有很大的权力，安史之乱后，中央的实力衰落，更管不住这些节度使了，只能听任他们在各自的地盘上称霸一方。特别是河北，之前是安禄山的势力范围，掌权的都是他以前的旧部，他们跟中央处于一种对峙状态，这就形成了地方主义，发展到最后就是武装割据和分裂。
这么一来，一些唐朝前期的制度就执行不下去了，比如财税方面，以前实行的是均田制，把国有的土地分给农户耕种，然后定期定量征税，但现在中央政府能实际支配的土地非常有限，这个均田制就没法搞了。同样，在军事方面，唐朝前期沿用的是北朝时期的府兵制，我们上一本书介绍过，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军户，也就是世袭军人家庭基础上的，特别是来自西北的军户家族。但是安史之乱以后，这个传统的兵源已经损失严重，府兵制逐渐改成“募兵制”，也就是用军饷来招募士兵，这样当兵就不是义务，而是职业了，好处是招来的兵战斗力更强了，但是相应的，朝廷的军费压力也更大了。
这两项制度，都是沿袭了很长时间，跨越了很多朝代的，所以说在唐朝中后期，这种制度的消失，可以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作者评价说，这两项变化都表明，国家正在失去对臣民和财政的控制能力。国力衰退，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当然不是好事了，曾经那么强盛的大唐，再也强盛不起来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从市民生活的角度来看，中央政权的衰落，也未必全是坏事。这个最突出的，就体现在城市生活方面。
我们知道长安在唐朝的时候，那是世界性的大都市，但是盛唐时期，长安居民的生活，反而没有唐朝中后期舒服。唐朝前期，长安的生活被规定得比较死板，居民区的布局，是像网格一样的，主要街道两边，是一个一个的坊。一个坊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居民小区，带围墙和门，每天坊的开门关门时间是固定的，居民早出晚归，都得按这个钟点儿，过了点你还在大街上走，或者翻墙从坊里出来，被抓住都要受罚的，唯一的例外是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赏花灯，可以通宵活动不受限制。这种制度就叫里坊制，最初是为了安全考虑，起到一个宵禁的作用，但是对居民来说，这种很程序化的生活，显然大家都不会喜欢，所以一直有人在坊的墙上打洞，夜里偷偷出来，屡禁不止。
安史之乱对长安、洛阳这些大城市破坏很严重，之后，里坊制也就越来越难执行下去了，很多人都把坊墙凿开，在临街开店做买卖。在这之前，长安的商业活动也是集中进行的，最火的两大商业区是东市和西市，相当繁华，但是也是每天定点开放，所以这整个城市的经济活力是受限制的，但是随着里坊制的松动，居民住宅区和商业区越来越融为一体了，商家经营时间更长，居民消费也更便捷了。到了唐朝后期的唐文宗年间，官员报告说现在京城里人人都在违反宵禁，那干脆就取消对居民作息时间的限制了。
随着居民生活自由度的提高，城市的经济活力被激发，各行业也都逐渐兴盛起来，其中作者选了一个很独特的样本，就是长安的花街柳巷。
说到这个，很多人第一感觉都认为是一些低俗场所是吧，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在唐朝的时候，这些风化场所的从业人员，都有很高的准入门槛的，必须要掌握文学、艺术方面的技能，很多文人雅士都经常出没、流连于这种场所，最有名的比如白居易。唐朝的一些名妓，其实也是相当出色的诗人，比如四大才女之一的薛涛，还有鱼玄机。
光顾这些场所的，也不全是我们想象中那些就为了满足生理需要的，一个很大的客户源，是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我们知道隋唐时代开始有了科举，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晚清，但是跟后来明清时期那种完备的、全国性的教育和考试系统不一样，唐朝时各地的地方教育还很不发达，教育资源主要都集中在都城长安，参加科举的考生得先到长安来学习和备考。在这，作者带着一种理解的态度说：“举子，也就是参加科举的考生，在20岁左右的年纪，就不得不到京城花费很长的时间求学，与家庭离别。因为年轻人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北里——就是当时长安最主要的花街柳巷的合法妓女提供的欢愉，包括社交、文化和肉体上的，几乎是无法拒绝的。”
所以，像北里这样的场所，跟进京参加科举的考生的住所，往往就比邻而居，这类场所里，云集了大量的青年学子，慢慢也就发展成了社交场合。大家在这结识，为未来在官场上的人脉关系做铺垫，同时也一起在这寻欢作乐，诗文唱和，所以说，唐朝文化里的那种开放、风流洒脱和青春活力，像北里这样的花街柳巷，可以说有很大的贡献。
说到科举，这是隋唐以来中国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出现之前，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上升空间，很大程度上要看他的门第，也就是出身，但是科举不问出身，让底层人也有了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我们前两本书里反复提到“门阀”，也就是大家族，这是从秦汉到南北朝中国的政治格局里不可忽视的一份子，到了唐朝之后，大家族虽然还存在，但是在政治上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很多书上都解释说，这就是因为，非高门出身的精英通过科举，挤掉了大家族子弟的位置，导致大家族衰落。
这个观点，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不对，因为唐朝整个一个朝代的官员，只有10%是通过科举选拔上来的，根本不是底层精英通过科举淘汰了大家族子弟这么回事。为什么又说对呢？是因为大家族的衰落确实跟科举制有关。这个具体的逻辑是这样的：科举的开设，首先是方便了大家族的子弟，他们不全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纨绔子弟，一说读书考试就傻眼，其实真说考试比成绩，寒门子弟是很难考过他们的，因为他们有更好的经济条件，能获取更优秀的教育资源，所以，科举这种方式其实还是大家族子弟占便宜的。
那科举考什么呢？我们上一本书里说过，从魏晋时代开始，国家对知识分子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写作能力，这种标准到了隋唐时期更甚，唐代的科举一开始考三类：儒学经典、文学写作、时事评论。但是慢慢的，文学写作的比例越来越重，所以，有志于科举的考生，都把精力投入到诗文方面。当时考场上非常盛行的一个现象，叫做“行卷”，就是考生在考试之前就想办法，把自己最优秀的诗文作品送给主考官看，以求得好印象，你诗写得好，就很可能加分。
所以说唐朝的知识分子，是偏科很严重的，一般很少有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他们考取功名之后，就只能进入中央政府，获取官职，这样这些大家族出来的考生，跟地方上的关系就越来越弱，只能依靠于朝廷。所以，当唐朝中央政府最终灭亡的时候，这帮离了朝廷不能活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出身的大家族，也就跟着一起完蛋了。
这里边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最终给了唐朝致命一击的黄巢，就是一个科举落榜生，他最著名的那首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名字不就叫《不第后赋菊》吗？不第，就是科举考试没能中第的意思。有了科举，就有失败的考生，碰巧这位考生脾气大，后来一生气就搞出这么大的事来，虽然黄巢起义被镇压了，但是对唐朝的打击是致命的，而且后来亲手终结唐朝建立后梁的朱温，也曾经是黄巢的部下。这就是历史让后人感叹的地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