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张之洞

1898年初，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坚守纲常名教的张之洞与这个运动的矛盾也愈益尖锐。同时，作为宦场老手的张之洞“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之学术》），他清楚地看到，清廷的实权掌握在反对变法的后党手中。这样，既是为着捍卫纲常名教，也是“预为自保计”，张之洞于1898年4月撰写了《劝学篇》。

张之洞后来这样追述写作《劝学篇》的原委：

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抱冰堂弟子记》。此记托名“弟子”，实为张之洞自述）

可见，张之洞写《劝学篇》，意在两线作战——一方面批评保守派的“守旧”、“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他企图在保守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外篇·设学第三》）。这便是洋务派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其实，张之洞的这一思想酝酿已久，早在他做京官清流时，便常以“体用”这对范畴规范中华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彼此关系；19世纪80年代初，张氏出任山西巡抚时，更提出“体用兼资”、“明体达用”的论点。不过，1898年问世的《劝学篇》将这一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了。而作为那一时代的特定产物，《劝学篇》攻击的重点，是被他指为“邪说”的维新理论。诚如张氏的幕僚辜鸿铭所指出的，张在戊戌间新旧两派即将摊牌的关口作《劝学篇》，目的在“绝康梁并谢天下耳”（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第9页）。

《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四万余字，“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指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可动摇；所谓“通”，指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 “起”清廷统治之“疾”。张之洞倡导的“新旧兼学”中的“新学”亦包括“西政”，这比早期“中体西用”论者的“西学”“西艺”的观点进了一步，然而，张之洞所说的“西政”虽扩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诸项，却对“设议院”等涉及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外篇·设学第三》）。

可见，张氏唯恐西学中那些锋芒直逼君主专制制度本体的内容在中国得以传播。一言以蔽之，张之洞的公式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外篇·会通第十三》）出于对无力“应世事”的君主专制顽固派那套僵化思想的不满，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多处批评“守旧者”的“不知通”，而“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劝学篇>序》），他责备守旧者对新学的拒绝是“因噎而食废”（《<劝学篇>序》）。并在《劝学篇》的外篇中力主“益智”、“游学”、“广立学堂”、“译西书”、“阅报”、“变法”、“变科举”，倡导发展“农工商学”、“兵学”、“矿学”，主张筑铁路以通血气，会通中西学术以晓固蔽。鉴于国民精神的不振作，张之洞还大声疾呼“知耻”（耻不如日本）、“知惧”（惧为印度）、“知变”、“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劝学篇>序》）。这些思想言论中无疑包蕴着爱国主义精神和若干合理的、进步的成分。

然而，张之洞的悲剧在于，作为一个专制王朝的封疆大吏，作为一个深受理学熏染的士大夫，他对纲常名教又是全力维护的。他在《<劝学篇>序》及《内篇·明纲第三》里揭起了“三纲至上”的旗帜，认定“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 “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在《内篇·正权第六》里，张之洞集中攻击了民权论。他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 “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张之洞还竭力颂扬清朝的“深仁厚泽”与“良法善政”，认为这一切妙不可言，“何必袭议院之名哉！”他甚至为清廷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行径辩护，说朝廷“苟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己议和，不过为爱惜生民，不忍捐之于凶锋毒焰之下”（《内篇·教忠第二》）。

《劝学篇》虽有“劝工、劝农、劝商”之倡，但限制在官办和官督商办的轨范之内。张之洞说：“华商陋习，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机器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斗，谁为禁之？”（《内篇·正权第六》）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只有在官权的保护之下才能实现。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却证明，正是强势官权阻碍了工业化的步伐。可见，张之洞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所开的处方，是不足为训的。当然，《劝学篇》外篇关于学习西政、西艺的主张，包含着不少开明意见，它们是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洋务派学习并推行西方技艺、军事、教育等近代事业的全面概括。

《劝学篇》刊行的时机，也活生生地昭示了这部著作特有的政治色彩。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变法运动进入关键时刻。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以后，决定变法；接着又召见梁启超，后又特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办新政。与此同时，慈禧也采取对策，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后四天（6月20日），即迫令光绪帝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62页）慈禧又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近畿兵权，随时准备朝维新派猛扑过去。光绪帝此刻的处境是，既想变法维新，又“上制于西后，下壅于顽臣”，无所措手足。正在这一微妙时刻，张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以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7月25日，光绪帝“详加披览”，以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遂以圣谕形式下令军机处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求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谕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下发。

《劝学篇》因有若干新学内容，故为光绪帝所接纳；而其内篇力辟民权论等“维新”理论，又为慈禧太后所欣赏。这正表现了《劝学篇》及张之洞本人的双重色彩。而恰恰是这种双重色彩，使《劝学篇》在多事之秋的戊戌年间能够左右逢源，被帝、后交相嘉许，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 “挟朝廷之力以行之”, “不胫而遍于海内”，十日之间，三易版本。据在华洋人估计，刊印不下二百万册，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西方各国对此书也颇为重视，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花甲忆记》也选录了《劝学篇》。清末保守派代言人、以“挽伦纪，扶圣教”自命的苏舆为反对维新运动，编辑“首驳伪学，次揭邪谋”的《翼教丛编》，在收录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咒骂维新运动文章的同时，亦选录了张之洞《劝学篇》中的《教忠第二》《明纲第三》《知类第四》《正权第六》等四篇，并对张之洞和《劝学篇》大加赞颂：“疆臣佼佼厥惟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苏舆：《翼教丛编·序目》）叶昌炽则吹捧张之洞的《劝学篇》是“拯乱之良药”。但因其外篇有若干推崇西艺、西政的内容，所以又曾遭到保守派徐桐的攻击。另一方面，《劝学篇》刊行后不久，也遭到改良派人士的批判。严复等着力批评其体用两橛的理论混乱；而揭起系统清算《劝学篇》旗帜，并侧重抨击其民权思想的，则是长期居住在香港，受过西式教育的何启、胡礼垣，两人专门撰写《<劝学篇>书后》，对张之洞维护君主专制纲常的思想，逐篇予以辨难，又以《正权篇辩》详驳君主专制思想，较系统地阐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