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法律儒家化及其解释力

一、过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

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二、史实

再看“八议”人《律》，“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个原出《周礼》的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人们的各种身份地位和相互关系，故其一旦明确成为有罪必须议请和据以量刑与夺的法律身份，也就宣告了儒经所示的礼制身份等级内容向《律》文的全面渗透。其具体影响《律》文规定的状态，则如《晋书。刑法志》所存《新律序》节文所示：

_{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正杀继母，与亲母同，防继假之隙也。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得异财也。殴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

作为对《新律》条文要义的概括，上引文提到的“家属”及“祖父母、孙”“三族”“子弟”、“继母”及“亲母”、“父子”、“兄姊”，固然都是长期以来影响法律和司法活动的亲属关系范畴，《新律》却在这方面突出地呈现了新的倾向，即在各种定罪量刑规定中，一对此作了精细的亲疏辨别，足见其背后存在着一个重新界定过的亲属关系序列。故其至少可以反映“八议”中的“议亲”人《律》之际，必据儒经所示而对各种亲属关系进行过通盘梳理和界定，又深切地指导了有关《律》条的制定过程。也正像“五刑”成为刑名纲要所发生的影响那样，“八议”人《律》同样开启了此后各朝定《律》之时，结合儒经中的相关范畴和当时礼制等各项制度的情况，来重新梳理和界定这八种法律身份，以此规范相关《律》条内容的进程，也就持续以此推进了制定法运动的延伸和发展。

_{事实上，同类申述在惠帝以前就已构成了有关司法问题的一个焦点，如《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载其武帝时事：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骑将刘缉买工所将盗御裘，廷尉杜友正缉弃市，伦当与缉同罪。有司奏伦爵重属亲，不可坐。谏议大夫刘毅驳曰：“王法赏罚，不阿贵贱，然后可以齐礼制而明典刑也。伦知裘非常，蔽不语吏，与缉同罪，当以亲贵议减，不得阙而不论。宜自于一时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驳，然以伦亲亲故，下诏赦之。}

时值泰始《律》《令》颁行后不久③，其事具体地说明了当时法官在如何贯彻“齐礼制而明典刑”的根本法意，怎样执行“亲、贵议减”的《律》文时，确有难以平衡其间关系的疑惑存在。这自然是“八议”人《律》以后带来一系列执行问题的缩影，而刘毅则要求依《律》先定其罪再行议减，以此阐明了其间理致，强调了各项《律》文规定的严肃性。其所展示的，同样是法律儒家化必然要更加强调严格执法的逻辑

三、司法实践中的儒家化史实

法律儒家化要想落实到实践中，需要建立在能够支持其法律观念的制度基础上。试举一例，《后汉书。郅恽传》载：“恽友人董子张者，父先为乡人所害。及子张病，将终，恽往候之。子张垂殁，视恽，歐欷不能言。恽日：‘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复也。子在，吾忧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忧也。’子张但目击而已。恽即起，将客遮仇人，取其头以示子张。子张见而气绝。恽因而诣县，以状自首。令应之迟，恽日：‘为友报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义也。亏君以生，非臣节也。’趋出就狱。令跣而追恽，不及，遂自至狱，令拔刃自向以要恽日：‘子不从我出，敢以死明心。’恽得此乃出，因病去。”@作为儒家复仇观念的贯彻，郅恽为友复仇案之所以能够被县令宽饶，除了他自身的社会地位外，还需要法官能够有判案的自由裁量权。只有当司法制度、司法实践都随之改变时，法律儒家化才不会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要想做到这一点，法律儒家化需要在三个层面进行贯彻：其一，法律文本的儒家化；其二，司法制度的儒家化；其三，司法实践的儒家化。如果这三者都得以全面贯彻儒家理念，法律儒家化就能够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