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侯国兴衰（功臣侯、外戚侯、恩泽侯、归义侯）

功臣侯，是指因有功于国而受封的臣子
外戚侯，是指因皇后、皇帝纳妃的关系而受封的皇后、妃子的亲属
恩泽侯，是指皇恩浩荡所封的人士
归义侯，是指在统一过程中主动投入朝廷的割据势力，或者主动归附于朝廷的少数民族势力

一、侯国兴起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102，《秦汉史话》连载12，欢迎收看。

01、尊王子弟 大启九国

汉初的封国制，分为王国和侯国两种。前者是对诸侯王的分封，后者是对列侯的分封。它是秦末以来分封制的新发展，又是汉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

汉初推行封国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可以追溯到楚汉战争时期。那时候，随着楚汉双方势力的消长，每当汉军攻占新的地区，就在那里恢复或新建一些郡县，以巩固和扩大汉军的占领区。与此同时，刘邦为了对付主要政敌项羽，又在一些地区分封异姓功臣为王，以争取他们在军事上的支持，孤立和最后战胜项羽。

当时分封异姓功臣为王，仅仅是临时采取的措施。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在推行郡县制同时，虽然承认对异姓王分封的既成事实，使封国继续存在，然而它只是一种带有过渡性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固定完整的制度。

汉初真正推行封国制，是在贬黜楚王韩信之后。高祖六年（前201)十二月，刘邦伪游云梦，设谋捕系韩信，将他贬为淮阴侯。当时田肯建议：原齐国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完全可以跟关中相抗衡，非宗室子弟不宜再封王齐地。

田肯提出的主张，正迎合刘邦的心意。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一面着手剪除异姓诸侯王，一面开始大封同姓子弟为王，以巩固汉王朝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他在削夺韩信封国不久，即分其地为两国，以淮东53县立从兄刘贾为荆王；以薛郡、东海、彭城36县立弟刘交为楚王；又以云中、雁门、代郡53县立兄刘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73县立长子刘肥为齐王。

一时，刘氏的宗室子弟相继封王各地，成为拱卫汉王朝的＂藩翼＂。这是汉初分封同姓诸侯王之始，也是刘邦为实现他的“家天下”，加强对地方统治而采取的步骤。

此后至高祖十二年（前195)，七年时间共立了9个同姓诸侯王，并建立一套完整的封国制。

汉初的封国分王国、侯国两种，与它相适应，也建立了两种封国制。这就是诸侯王国制和列侯的侯国制。那时诸侯王国的领土，“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占全国疆域的半数以上，其中以齐国所占封地最大。

在汉初的政体中，诸侯王国占有重要的地位，拥有很大的政治经济权力。

首先，诸侯王国属于“剖裂疆土”的分封，封国属于汉王朝的一部分，政治上必须接受汉朝中央的约束，同时拥有治理王国的行政司法权。诸侯王在各自的封国内，允许建立官僚统治机构。它们的“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职官设置 与汉朝中央相似。在王国之内，诸侯王“掌治其国”，不仅有治理王国的行政权、有司法断狱之权，还有任免除太傅、丞相之外的王国官吏的权力，是王国最高的统治者。

同时，诸侯王要接受汉朝中央的约束，在封国内不得僭号称帝，不许僭用皇帝的仪制。每年必须按时到京城朝请，即冬十月进京贺正月，行朝岁之礼，并献方物，称“春朝”；秋天再次入朝皇帝（或派人代表），称“秋请＂。

上述有关仪制种种规定表明，王国是隶属汉朝的一种“半自治”性质的政权组织形式。

此外，诸侯王在封国内必须遵守汉朝的法律制度，执行汉法，无权自行制订王国的法令。这就是说，王国只有执行汉法的司法权，没有立法权，则进一步表明王国只是统一的汉王朝的一部分。

诸侯王之下，设王国众官。其中比较主要的“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 。

王国职官设置情况如下：

太傅，掌辅王之职。汉初一些诸侯王年幼未壮，汉朝设太傅加以辅导，因此太傅由汉朝直接派遣。主要职责是辅导、监管诸侯王，不参与国政。

丞相，统领王国众官，为王国最高的行政长官。丞相的职权及地位特殊，既主管王国的政务，又有辅王乃至监国之责，是由汉朝任命的重要官员。汉初王国丞相称为相国，惠帝时改称丞相，景帝时又更名为相。

御史大夫，主要职责是监察王国官吏，也包括为吏的诸侯子。

中尉，职掌武事，主管王国军务，维持治安；也有辅王之责。

内史，掌治国民，主管王国民政，以及刑狱。

王国除上述职官之外，还有“群卿”一类官员。《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王国的“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也有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少府、宗正等卿官之设，其职掌与汉朝列卿相仿。王国诸卿以上的官吏，秩二千石，相当汉朝郡守的地位。

到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汉朝中央为了削弱诸侯王的势力， 即罢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及博士官，其他属官的员数， 也相应栽减。

汉初诸侯王国虽然在政治上受到诸多约束，又有汉朝中央派遣丞相监辅王国，但是由于诸侯王直接参与王国政事，有权任免御史大夫以下众官，因而丞相的权力自然受到限制和削弱，以致诸侯王可以杀太傅、丞相起兵反抗汉朝中央。

事实上，随着诸侯王国势力的发展，一些诸侯王无视汉廷的约束，或者借故不肯朝请，甚至僭位逾制，或者自作法令，拒不执行汉法，公开与汉朝中央分庭抗 礼，在政治上表现出极大的独立性。

其次，诸侯王国拥有支配封国赋税的财政权，也有向汉王朝进奉贡献的义务。刘邦晚年在完成大封同姓王之后，即赋予诸侯王国 “得赋敛＂的权力。诸侯王在封国之内，可以征收汉朝规定的赋税，包括田租和口赋，作为王国财政费用的开支。

另外，据《史记·平准书》载，诸侯王还有单独的财政收支，即征收封国的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作为诸侯王及王室的开支，由王国所设少府管理，它表面上与王国财政是分立的。所谓“山川园池市井租税＂，是一项内容十分庞杂的收入。它既可以将山川园池出租而课取租税，也可以由官府直接经营各种手工业及农牧业。至于“市井＂的租税，范围也很广泛，包括商业税、手工业税（如 盐税、铁税）等。此外，有的诸侯王国还直接经营冶铁、铸钱、煮盐等工商业，以扩大王国的财源和积累。如吴王刘濞在封国内铸钱、煮盐就是一例。

诸侯王对于汉朝廷，也有进奉贡献的义务。诸侯王国进奉的土特产、珍奇玩好，以及每年应上缴汉朝的钱款，开始没有一定的规章，高祖十一年（前196), 刘邦诏令郡国每人每年缴纳63钱作为＂献费”，才对贡钱的数额作了统一的规定。实际上，这是一项不受年龄限制，按口征收的全国性的新赋税，不属于王国的财政支出。至于诸侯王国进奉贡物， 《盐铁论·本议 篇》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大约在西汉前期即已实行，但具体情况因限于史料而无法确知。

由于诸侯王国有财政支配权，有的王国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不断扩大财政来源，以至采取各种手段增加积累，结果其收入竟多于朝廷的常税。这种情况虽然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也造成诸侯王国经济的膨胀，最终必然引起诸侯王政治势力的恶性发展。

再次，诸侯王国拥有组建、训练地方军队的权力，但要受汉朝中央节制。汉初所实行的徭役、兵役制，也适用于诸侯王国。王国依照汉制，可以组建郡国之兵，由王国中尉统领，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王国每个成年男子在应役期内，一生必须在王国内服兵役两年（包括正卒和屯戍）。服役期满之后，一旦遇有军事需要，同样可随时征调。

王国军队由汉朝中央统一指挥，诸侯王不得随意调遣，没有汉朝的符节，不得擅自发兵。然而职掌王国军务的中尉，是由诸侯王自行任命，这就使得王国的一部分兵权，实际掌握在诸侯王手里。虽然汉法规定，没有汉朝的符节，诸侯王不得发兵，但在许多情况下，诸侯王可以擅自调兵遣将。《汉书· 高五王传》 载：吕后死后，诸吕准备发动叛乱，齐王得知消息，便与“中尉魏勃阴谋发兵”，就是其中一例。

总之，汉初的诸侯王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拥有很大的权力。汉王朝所以推行这种“剖裂疆土”的分封王国制，为的是拱卫汉室而采取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它与西周的分封制有很大区别，仅仅是这种分封制的回光返照。

在汉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政权组织形式表现为郡县制与封国制并行，是一种混合的封建政体。在诸侯王势力的羽翼尚未丰满之时，封国制对于稳定汉初社会形势，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暂时的表面的稳定，却在西汉社会中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后来竟演变成汉王朝的祸患。

02、论功定封 列侯济济

西汉初期的封国，除了诸侯王国之外，还有封赐列侯的食邑，称为食国或侯国。侯国又可分功臣侯、王子侯、外戚恩泽侯三种类型。

汉初的封侯制度，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楚汉战争之前，刘邦曾杂用楚秦的爵名，对有战功的将士实行赐爵的办法，以鼓励他们杀敌立功。刘邦立为汉王之后，又袭用秦的爵制，开始封功臣为列侯。

那时不但前后所用爵制不同，而且封赐食邑也相当混乱。如最初所封的列侯，仅有爵号，而没有食邑。直到刘邦还定三秦, 赐曹参食邑于宁秦（今陕西华阴东），赐周勃食邑于怀德（今陕西华阴北），列侯才有自己的封邑。

然而当时所赐食邑，有的只有地名而无食封户数，有的后来又加封新的食邑，如曹参的食邑分为两处，而周勃的两处食邑中，有一处还是和别人共食。

这些列侯多属刘邦的战将，封侯的主要根据是军功，而一些没有战功的谋臣，如萧何和张良，同样功绩卓著，却始终没有得到封侯的荣誉。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那时的封侯赐邑，只是一项奖励军功的临时措施，在制度上还不完善。这种情况到汉王朝建立之后发生了明显变化，不仅封侯的对象和条件不同于战时，而且发展成为汉代的封国食邑制而加以推行。

西汉建立初期，刘邦为了推行和完善封侯食邑制，又重新论功行封。高祖六年（前201)十二月，刘邦开始大规模封功臣，包括过去封过列侯的功臣，都加以“论功而定封”，因而培植了一大批食封贵族。

其中如丞相萧何，在楚汉战争中，守巴蜀，镇关中，供军需，给军食，刘邦以为功劳最大，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不久又增封二千户。后来萧何杀韩信，又加封五千户。

曹参跟随刘邦还定三秦，又与韩信定魏齐，战功显赫，封为平阳侯，食邑一万六百户。

谋臣张良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决胜负于千里之外，常为计谋平天下，刘邦令“自择齐三万户”。张良不敢当三万户，自愿封为留侯，食邑一万户。

其他如周勃封为绛侯，食邑八千一百户；夏侯婴封汝阴侯，食邑六千九百户；樊哙封舞阳侯，食邑五千户；陈平封曲逆侯，食邑五千户；灌婴封颍阴侯，食邑五千户；郦商封曲周侯，食邑四千八百户；等等。

在论功定封过程中，群臣争功不已，尤其对萧何的封赐，成了争论的核心。一些功臣埋怨说：我们披坚执锐，多的身经百战，少的打过几十仗，都有攻城夺地之功。萧何没有汗马之劳，只是做些文墨、议论的事情，毫无战功可言，为什么封邑反比我们多？

在排列功臣位次时，又引起一场风波。臣僚们提出曹参“身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应该位居第一。

对此，关内侯鄂千秋认为，曹参虽有攻城野战之功，只是一时之事。楚汉相争五年，汉军几次溃败，萧何常从关中补给兵源。楚汉在荥阳相持数年，也是萧何转漕关中，保证军粮的供给。汉王屡失山东（崤山以东），也全靠萧何保全关中，才得以重整旗鼓，这是万世之功。怎能以一时之功排在万世之功前面呢？萧何应该位居第一。

对于萧何功劳的争论，臣僚们强调的是军功，而鄂千秋则着眼于＂勋"、“劳＂。它反映汉初不完全以军功作为赐爵的主要根据，更像司马迁所说的按＂勋（特等勋绩）、劳（文功）、功（武功）” 而论功定封。尤其萧何定功居首，更突出了＂勋”或“劳＂的地位。

不管次序如何排， “功”和“劳”是封侯的主要根据。其目的不仅把封侯作为权益分配的必要形式，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此后无 功不得封侯，成为汉初统治集团中的一项制度。

经过两个月的争论，刘邦先封大功臣20余人，其余因争功不休，无法定功行封，结果使矛盾扩大。许多臣僚愤愤不平，私下议论纷纷，大有相聚谋反之势。

为了避免新王朝的分裂，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选择跟他有宿怨的雍齿，封为什方侯，食邑二千五百户，以消除臣僚们的疑虑，才把这场争功的风波平息下去。

此后，刘邦又陆续封了一批功臣侯，到他晚年时，受封的功臣侯多达130余人。这些食封贵族成为汉初统治集团的中坚，对维护汉朝中央集权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功臣封侯之外，刘邦还封宗室子弟和外戚为列侯，后两种在汉初为数甚少。

高祖七年，封兄子刘信为羹颉侯；十一年，以兄子刘濞为沛侯；十二年，又封兄子刘广为德哀侯。

刘邦所封外戚恩泽侯，数量也只有三人。高祖元年（前206), 吕后之父吕公封为临泗侯；六年，吕后长兄吕泽封为周吕侯，次兄吕释之封为建成侯。

终高祖之世，宗室子弟和外戚封侯的，仅此六人而已。刘邦所封的两名外戚吕泽和吕释之，还都是随刘邦“定天下”有大功者。这种对外戚的限制，恐怕是汉王朝建立后国势得以加强的原因之一。

总之，汉初自高祖六年至十二年，被赐封的列侯总数有143人。从惠帝到景帝时期，封侯数量逐渐减少，总数只有80余人。

可见，汉代在武帝以前，列侯的分封，主要集中在高祖时期。刘邦所赐封的列侯，绝大多数属于功臣侯，其中又以军功封侯为主，这是汉初封国制的特点。

在汉初的统治集团中，列侯是刘邦夺取天下及治理天下的股肱，地位仅次于同姓诸侯王。他们所封的侯国，与王国有严格的区别。

首先，侯国为独立的行政单位，允许“自置吏＂。汉初列侯的食邑，大者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侯国为独立的行政单位，有类似县令长官吏的设置。侯国所设县令 长官吏，主要职责是管理食邑人民，征摇赋等等。

正因为侯国不隶属于汉郡县，又可以臣其吏民，汉朝对列侯就国很不放心，往往采取一些严加控制的措施，或者通过所在汉郡进行监视，或者不许列侯超越国界。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勃免相就国，汉朝通过河东郡守尉巡行属县加以监视。后来有人诬告周勃要谋反，周勃被下狱治罪，薄太后不相信此事，声称周勃当年控制北军时不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 ，以此反诘汉文帝。所谓“居一小县”，说明侯国略同于县的行政单位，且独立于县外。

到汉武帝时期，上述情况就改变了。武帝改列侯“所食国令长名相”，侯国的相“主治民，如令长，不臣也”，秩位与县令长相仿，别属汉郡管辖。相与列侯之间，不是臣属关系，“但纳租于侯，以户数为限”， 仅仅代列侯收取地租而已。此后列侯在侯国所设官吏，只是“家吏“性质的吏员，其职责是掌管列侯的家事。

其次，列侯在封国内有“食租税”之权。汉初列侯不仅＂令自置吏＂，还可以“得赋敛＂，即享有向封户征收租税的权利。侯国地租的征收，大约是根据汉朝地租的税率，并且以户为单位，按土地的总收获量，实行十五税一，或者三十税一。可见列侯所食租税，是国家租税的再分割。食邑（侯国）不过是一种财产再分配的形式。而分配的原则，是以列侯功劳大小为根据，即所谓“功大食县，小者食乡亭"。

不仅如此，刘邦剖符封爵时，曾与列侯立下誓约： “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允许列侯的封国有世袭的特权。只要列侯不因大罪而“国除＂，即使犯禁被免职，侯国这块世袭的领地，仍然是列侯的“安乐窝＂。

刘邦大封功臣为列侯，以打击旧的世袭等级制伊始，却又以新的世袭等级制取 代而告终，从而造就一代又一代腐朽的食封贵族。

二、侯国衰亡

历史总是在王朝兴衰迭代中，不断地螺旋式前进，有人忧愁，必然有人欢喜。

每一个王朝的灭亡，代之而起的则是另一个王朝的勃兴，而勃兴的王朝背后，始终会活跃着功臣集团。

他们怀揣着“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美好梦想，寻找到可靠的雇主，开启奋斗拼搏的创业史。出生入死、栉风沐雨，这些追梦的人有的看到了王朝的建立，许多人则倒在了征途之中。

新王朝开基立庙，“大封功臣”是免不了的环节，一批新贵成功爬到社会金字塔的上层，封官拜相，赏爵封侯。

（功臣宴乐图）

贵族们都希望自己的财富、地位，拥有的一切能够传至子孙万代。想法与现实总是存在着差距，大多数勋臣之家，“富不过三代”，祖父或父亲荣光，自己却落得布衣的下场，而有些列侯们，在自己这一代便被褫夺了爵位。

可怜之人皆有故事，可怜之人必有痛点。我们以汉朝为例，具体分析一下，列侯们失去爵位的缘由。

《汉唐封爵制度》一书，认为汉共封列侯471人（两汉），而另一本研究侯国制度的书籍《汉王国与侯国制度的演变》中，则认为共封列侯898人，包括功臣侯314人，外戚恩泽侯154人，王子侯430人。

两者角度不同，所统计的列侯数字有所差异。无论是哪个数据，都只是封侯的数量，而我们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史籍中，大量列侯爵位得而复失的记录，则更为直观：有的一世而亡爵，有的二世、三世而亡爵，原因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1.列侯无后代袭爵，而国除

古人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今人看来，古人太小题大做了，不就是没有孩子吗，有什么了不得的？没有孩子的羁拌，或许生活更加精彩。

但古人的社会意识与今天完全不同，他们敬畏祖先，传承祖业，延续香火是头等大事，即使是普通百姓也要重视后代的生养，贵族更是如此。如果没有后代（指儿子），“父死子继”就无法延续下去，列侯们的财富、爵位自然会被朝廷收回。

（首任西域都护郑吉）

西汉第一代西域都护郑吉，破车师，降匈奴日逐王，威震西域，为汉朝巩固西北边防，作出过重大贡献，汉宣帝封其为安远侯。其子郑光承袭爵位，却没有儿子，他去世之后，“安远侯”的爵位被朝廷取消。

郑吉，会稽人也，上嘉其功，其吉为安远侯，吉薨，子光嗣，薨，无子，国除。——《汉书.郑吉列传》

2.列侯违法犯罪，而被免

张良，是“汉初三杰”之一，刘邦创建西汉王朝，张良是其智囊，刘邦曾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我，吾不如子房”，可见张良在刘邦心中的地位。天下安定后，张良识时务，害怕功高震主，只接受了“留侯”的爵位及封邑，并未在朝为高官。张良去世后，自然而然，儿子张不疑承袭了“留侯”爵位。但是，好景不长，孝文帝三年，张不疑因“不敬”罪，爵位被取消。

良多病，未尝特将兵，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六年，封功臣，封良为留侯。后六岁薨，子不疑嗣，孝文三年坐不敬，国除。——《汉书.张良列传》

3.列侯卷入政治斗争，而被杀

汉武帝英明一世，晚年渐渐昏聩，特别崇尚神仙方士，“上有所好，下必进焉”，一批奸佞小人趁机进入朝堂，掀起一股“巫蛊之祸”，在这场持续数年的人祸中，大量的列侯被卷入其中而遭受杀戮，葛绎侯公孙贺、按道侯韩说、重合侯莽通、德侯景建、题侯张富昌等均被诛。

“巫蛊之祸”前期，汉武帝受到江充等人的蒙蔽，支持他们查办巫蛊罪人，但这些人打着“忠君”之号，行害人之事，胆大包天，把手伸向了太子刘据。刘据想面见汉武帝，又被江充等人隔绝，欲见不得，只好起兵除奸。汉武帝再次听信谗言，认为太子是在谋反，遂起兵抓捕太子。太子刘据只好逃出长安，在湖州地区被发现后，被迫自杀。

支持太子，或消极应对太子起兵的官员列侯，全部被汉武帝诛杀，如北军中尉、司马迁的好友任安。而积极参与对抗、抓捕太子的人，一律受到提拔，封侯的也不在少数。数月之后，风向突然改变，汉武帝反思“太子之死”，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便将案件翻转过来，受封赏的官员列侯又全被治罪，反复两次人祸，受刑失爵者众多。

（巫蛊之乱）

东汉明帝时，楚王刘英谋反，明帝以此为借口，大张罗网，给列侯治罪。

4.“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阿附相陷，坐徙者以千数”。

——《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

在“楚王之祸”中，开国功臣之后刘光侯耿阜、杨虚侯马檀、参乡侯杜元、山桑侯王广、白牛侯刘嵩、汝阴侯刘信等均获罪，全部被褫夺爵位。

东汉的“外戚专权”、“宦官专权”两重特点，导致朝政异常复杂，明争暗斗，“按下葫芦瓢又起”，不管是外戚当政，还是宦官得势，一波争斗之后，总有一批列侯获罪失爵。

纵观两汉四百年历史，人数众多的列侯，不乏那种骄奢淫逸之辈，他们生于富贵窝，忘乎所以，多行不法，完全不知祖先当年创业之艰难，为非作歹，“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云子孙”。他们或丧葬规格越制，或私自铸币，或杀伤人命，或藏匿罪犯，或违法占地等，触犯法条，沦为罪人。

而“无罪获刑”者则更多。此处所说的“无罪”，就是王朝的法律条文上本来没有列的罪名，只是出于皇帝的意愿，他们便被定“罪”。

汉武帝在征伐匈奴的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后，为了破解国库空虚，民力虚耗的难题，想方设法搂钱，筹措军费，盐铁专卖还说得过去，他还发行了一种“白币”：用上林苑的白鹿皮制作，等值四十万钱。实质上，“白币”跟空头支票没什么区别，值不相称，但汉武帝还是强制向王侯宗室推行，借此掠夺他们的财富，不少贵族因“白币”而获罪。

汉朝还有一种更为奇葩的罪名——腹诽罪，即通过臣子的表情，判断他对皇帝的不满，凭此定罪。这条罪名也是从汉武帝时期确立下来的，两汉时期都在延续使用。

封建君主制度之下，汉代皇帝不好当，臣子的命运更苦，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不注意，有可能招祸获罪。被剥夺爵位的列侯，罪有应得者有之，无故受罚者则更多，以汉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的“法”，只不过是维护皇帝统治的工具，整个王朝，只有一个人不会获罪，那便是皇帝：他们常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意罗织罪名，就可以处理一个“逆臣”，全无“法治精神”，以“人治”来代替“法治”，任意而为，以这样的手法来治理天下，还妄想“江山千秋万代”，完全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