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士

士的概念产生很早，最初只是泛指部落中的成年男子。到西周和春秋，士被用来特指卿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他们属于“国人”阶层，与国君、卿大夫有着亲疏不等的宗法关系。由于这种贵族身份，他们能够得到国家所颁赐的一定数量的土地，能够接受传统的贵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平时可充任国君、卿大夫的家臣，战时则加入军队为国服役。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西周以来的教育体制逐步瓦解。过去由贵族所垄断的学术文化流传到社会下层，民间聚徒讲学之风兴起（孔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很多庶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掌握了学术文化知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到战国时期，士的含义再度发生了转变，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此时的“士”已与出身无关，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智慧和才能。以前的士所受“六艺”教育文武并重，如射（射箭）、御（驾车）都带有军事训练性质，而战国的士基本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是比较单纯的文士。这些文士已经脱离了昔日分封制和等级制的束缚，能够自由流动。他们学习知识并不是简单地出于好奇，而是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即为了治国安邦，从事政治实践，这也是与当时官僚制的确立过程相适应的。此类追求知识的功利、实用色彩，士的概念产生很早，最初只是泛指部落中的成年男子。到西周和春秋，士被用来特指卿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他们属于“国人”阶层，与国君、卿大夫有着亲疏不等的宗法关系。由于这种贵族身份，他们能够得到国家所颁赐的一定数量的土地，能够接受传统的贵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平时可充任国君、卿大夫的家臣，战时则加入军队为国服役。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西周以来的教育体制逐步瓦解。过去由贵族所垄断的学术文化流传到社会下层，民间聚徒讲学之风兴起（孔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很多庶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掌握了学术文化知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到战国时期，士的含义再度发生了转变，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此时的“士”已与出身无关，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智慧和才能。以前的士所受“六艺”教育文武并重，如射（射箭）、御（驾车）都带有军事训练性质，而战国的士基本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是比较单纯的文士。这些文士已经脱离了昔日分封制和等级制的束缚，能够自由流动。他们学习知识并不是简单地出于好奇，而是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即为了治国安邦，从事政治实践，这也是与当时官僚制的确立过程相适应的。此类追求知识的功利、实用色彩。

国时期，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政治形势，各国统治者争相招揽人才，这些人才大多数都来自士阶层。此时社会上的等级观念已经比较淡漠，很多国家出现了“布衣卿相”之局，国君礼贤下士，并不计较出身。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奔走出入于各国，成为各国官僚队伍的后备队。他们求仕最常用的办法是游说自荐，一个普通士人若能通过游说打动国君，即可骤列高位，拔居要津。如商鞅初入秦就是通过游说获得了秦孝公的重用，后来合纵、连横理论的倡导者公孙衍、张仪也是凭借过人的辩术纵横捭阖于各国之间，成为“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风云人物。 随着聚徒讲学风气的盛行，收有门徒的士人往往被尊称为“子”“夫子”，而这两个称号过去是专用于卿大夫的。这些“子”“夫子”周游各国时通常都是“率其群徒，辩其谈说”，（17）声势比一般士人更盛。战国士人有着较强的自尊、自主意识，号称“从道不从君”。《孟子·尽心下》云：“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后世大一统专制王朝的统治下，士人的忠君观念逐渐强化，但类似的自尊、自主意识仍然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存在。

战国各国养士之风盛行。统治者对士人十分尊重，不仅从中任用官吏，还将一些人专门供养起来而不责以实务。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齐国的稷下学宫。齐、鲁一带长期以来是经济发达地区，文化也比较繁荣。战国初期，齐国于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设馆招徕文士学者，一时名流多荟萃于此，称为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历时百余年而不衰，养士多时达一千余人。其中尊者“皆赐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18）他们虽获得显爵和优厚生活待遇，却并不担任具体官职，而只是负责探讨、评论政治得失。值得重视的是，稷下学宫在当时众多的学派中并不专主一家，而能兼容并蓄，因而成为各派学者争鸣、交流的中心，推动了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后来秦汉王朝以学者任“博士”以议政，实际上是承稷下之余绪。除国君养士外，贵族大臣亦多养士为食客。据称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和战国末年的秦国相国吕不韦所养食客都达3000人以上，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经办各种事务。总的来说，这些食客的地位要低于稷下学宫的学者，而且他们身份较为庞杂，不见得都有文化知识，往往只要有一技在身，如“鸡鸣狗盗”之能者，即被罗致。尽管如此，贵族大臣的养士仍为一部分士人提供了从事学术文化活动的环境，如吕不韦的食客即以吕的名义编著了综合各学派思想观点的学术著作《吕氏春秋》。

士阶层的活跃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的学说、学派，都提出自己对政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一套看法，打算“以其学易天下”。它们彼此之间不仅口头论战，而且著书立说互相辩驳，同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又分化出一些小的宗派。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虽有时主要尊崇一家，但对其他各家也能容纳，并能鼓励和支持各家的学术论争。这样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本身是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反过来对社会变革又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