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观念

正统观是中国古代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一种政治、历史观念，是人们对当时以及历史上王朝政权合法性地位的评判。正统观发轫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两汉时期。魏晋时期，正统观已经成为中原社会主流政治意识，并向周边少数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上层社会渗透。正统观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各民族共同拥有的政治、历史观念，始终存在于各个历史阶段，在改朝换代之际其意义尤为彰显。

中国古代评判王权正统性有多重标准，主要包括以得天命为正统、以华夏为正统、以据有中原为正统、以完成疆域统一为正统、以尊奉华夏文化为正统等

天命正统观位于各项正统标准之首。商代已经出现天命思想，西周时期出现了天命无常、唯德是辅的观点，强调君主有德才能获得天命。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认为上天通过自然界的祥瑞或者灾异现象显示对君主的品德、能力是否满意以及是否授予天命。因此，自然界的祥瑞灾异现象成为君主是否获得天命、王权是否正统的重要标志。这一观点为后世统治者普遍信奉和采用。天命正统观为历代王朝的兴替、特别是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原地区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

春秋战国时期，存在“华夷之辨”民族观，认为华夷之间有优劣、贵贱、内外之别，因此唯有华夏民族才能统治中原。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华夏正统观和中原正统观，即认为天下统治秩序只能是华夏为君、夷狄为臣，由华夏据有中原、主宰天下，夷狄不可为君。例如，西晋末年名臣刘琨认为，“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由于“华夷之辨”以文化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人们也把奉行华夏礼乐文明的政权视为正统王朝。

自汉代以来，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以完成疆域大一统的政权为正统的观念。人们普遍将国家的分裂视为国家、民族、个人的巨大痛苦与不幸，将完成疆域统一的王朝视为当之无愧的正统王朝。

先秦至魏晋时期的正统观具有巨大的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特别突出强调统治者应当有德、奉行礼仪文明、完成统一大业，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参与正统之争预留了理论空间和实践空间，使得正统观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强大恒远的生命力，其影响贯穿了中国古代整个历史发展进程。
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性突破

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积极参与正统之争，使得魏晋以来的正统观发生了嬗变，推动了中国古代正统观的传承与创新。
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争正统者人数众多。前赵、成汉、后赵、前秦、后秦、后凉、夏、北魏和五燕政权等十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均参与了正统之争，占据十六国政权的大多数。而他们的正统观并非先秦魏晋时期正统观的简单复制，而是既有传承，又有突破。

首先，涌现出一批挑战华夏正统观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们突破华夏正统观的影响与束缚，以天命眷顾有德之人的观念为思想武器，为自己称帝建国寻找理论支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有力地驳斥、否定了“夷狄不能为君”的传统偏见。例如，前赵政权创立者刘渊宣称：“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塿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前秦统治者苻坚认为：“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到十六国后期，“夷狄不可为君”的观点已经逐渐淡化。

其次，十六国时期，众多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占据中原以后称帝王、争正统，中原正统观取代华夏正统观，成为十六国时期北方社会、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社会认同正统地位的唯一实质性标准。

例如，刘渊建立政权之初自称“汉王”，在进据河东、蒲坂和关东其他地区之后，匆匆“即皇帝位”。慕容俊称帝也是选在前燕攻占大片中原地域之后的短暂时期内。苻健、姚苌、赫连勃勃等人也基本如此。在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心目中，夷狄身份不再是他们争夺正统地位的障碍，占据中原才是拥有正统地位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

正统观嬗变的原因

为什么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能够实现正统观的嬗变？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华文化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巨大的包容性。例如，把“有德”作为获得天命的标准，把礼仪文明作为区分华夏与夷狄的依据，这些观念为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跨越思想上的藩篱、突破华夏正统观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

其次，先秦以来，各民族密切交往交流交融，北方少数民族由此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显著发展，为他们参与正统之争提供了自信的心理基础。

再次，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和濡染，呈现出明显的汉化趋势。例如，刘渊、慕容俊、苻坚喜爱儒家典籍，崇尚儒家文化，以儒家政治思想治国理政。北方少数民族社会对中原文化的推崇，为正统观的嬗变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实践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古代正统观的内涵，影响了中国古代正统观的整体演变方向与演变进程，凸显了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与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