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下的呼喊:晚清收回利权运动原因探析
一、何谓“收回利权运动”?
既然要谈这个,就先要明确一下概念。利权我们从字面意思上看就是利益与权利,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经济上的权利或者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权益,利权一般都是相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的,即一个国家的经济权利或利益。
由此我们对这个概念便比较明晰了,利权就是一个国家经济上的权利和利益,可以包括一个国家的矿产等自然资源,也可以包括铁路、船只等基础设施,也可以包括工商业等。
在清末,随着人们意识的逐渐变化,收回利权运动也随之兴起。这场运动主要是由爱国工商业者主导,社会各界(甚至包括一些开明官员)踊跃支持,积极抵制外国列强对于中国利权的疯狂掠夺,并且采取各种方式从列强手中收回利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一场运动。

收回利权运动中的一环——四川保路运动
在此其中,不能忽视的就是由商人、官员等组织起来的近代绅士阶层。可以说,这场运动是有着强大的发起力量(绅士阶层),雄厚的社会基础(中下层人民)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收回利权运动才能够轰轰烈烈展开。
因此这场运动也被王先明先生评价为:
“20世纪初年由绅商所推动、社会各阶层踊跃参加的收回利权运动,是旨在挽救民族危亡与列强抗争的声势浩瀚的国民运动。”
那么,这场运动发起的原因是什么?它是如何兴起的?请听日航君继续为您分解。
原因一: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的渗透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在《马关条约》中有一条便是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投资建厂。因为前面所签订的条约中的“利益均沾”的原则,其他列强也纷纷获得了这个权力,开始在华投资建厂。外国在中国的掠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商品输出转移到了资本输出。外国人在华建设企业、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对于中国资源开始大肆掠夺以满足自身需要,并且对华的商品输出变得成本更低。
另外,攫取铁路的修筑权,一方面是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方式之一,一方面也是列强在华巩固自身势力范围的方式之一。我们看一下在甲午战争后列强在华修筑铁路的情况。1896年3月,俄国便巧取豪夺了中东铁路的建造和经营权。其他国家则是通过清政府急需贷款的时机,给清政府贷款以攫取路权。这其中如比利时夺去了卢汉铁路(卢沟桥到汉口)的路权;德国英国攫取了山东境内的路权;美国攫取了粤汉铁路(从汉口到广州)的路权……可以说在此时,列强开始了一场瓜分中国的活动。这一次的瓜分,不是通过对于土地的直接攫取,而是通过对于路权的瓜分。

中东铁路
为何列强在中国修筑铁路就会成为瓜分中国的手段?首先明确一点,路权,不仅仅是铁路的使用权。而是包括了铁路驻兵、铁路站点、铁路工厂等各方各面的事务,因此表面看是一条路,实际上是形成了沿途的一个个小据点,深深地嵌在中国身上。再说第二点,我们常常形容铁路是国家的血脉线,当一个国家的血脉线全部都被外人控制了,会怎样?外国人可以通过铁路在中国大肆掠夺物资,倾销商品,迅速调兵,逐渐达到对于中国的稳固控制,因此这是十分可怕的。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提出:
“盖自帝国主义发生,世界列强扩土开疆,莫不借铁道以实行其侵略主义。……是故铁道者,通商之后援,而灭国之先导也。”

青岛德式建筑反映了当年德国人在山东的经营
除了铁路外,开矿设厂也是列强侵略的重要手段之一。开矿办厂也不仅仅是我们所想象中的那样仅仅是对于经济利益的攫取,而是涉及到多方多面的利益关系。我们就以开矿为例,开矿是一项长时间的工程,因此在开矿时,会逐渐形成一个开矿人的聚集地,聚集地逐渐就会发展成一个小城市,随着城市的拓展,便会形成矿业城市内部的一套中心法则,这套法则包括了政治、经济、法律、矿兵等一系列事物,这套法则往往是在内部实行,甚至可能与国家的法律有所不同,这就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外国人也就通过了矿山,再次在中国内部打进了一个钉子。正如后人评价:
“一处办有成效的矿区,可能很自然地成为一个独立的社区,像一个城镇一样。如果此一社区被置于外人的控制之下,加之,外人在华又享有多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其将发生的后果,自非单纯。”

因为矿业发展而兴起的城市
伴随着利权的丧失的是外国人对于中国领土的瓜分。1898年,德国通过对于山东境内的铁路修筑权与开矿权的掠夺,将山东划为了自身的势力范围;俄国借助中东铁路修筑权以及海港租借权将东北地区划为了自身的势力范围;法国通过广东地区铁路的修建权将广东划为了自身的势力范围;英国以香港为据点,通过铁路的修建权将势力渗透到了华南华北……

反映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局图
面对着利权的丧失而带来的国土沦陷与外国人将中国视作玩物肆意瓜分的现实,爱国志士李书诚发出了感慨:
“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傍。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朘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兵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俱逝也。”
原因二:中国本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上面我们说了外因,也就是外国的侵略。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内因,也就是中国本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收回利权运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的便是这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家。
在甲午战后,因为外国列强通过资本输出来掠夺中国,引发了中国商人的思变,他们决心通过“设厂救国”,与外国势力展开商战。在1895-1900年,中国新设工矿企业达到122家,其中商办107家,官办15家;进入到20世纪,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体现在工厂增多,投资额扩大;一方面体现在投资的范围扩大。

晚清工厂
但是毕竟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刚刚起步,处于一种十分弱小的状态,因此常常受到外国资本的挤压和欺诈。因此商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没有一个强大国家在背后支撑,自己过的再好也是无济于事,因此商人们提出了种种口号,如:
“爱国非可空言,其要尤在联合,一人之爱国心甚微,合众人之爱国心其力始大。”
“凡我商人,宜发爱国之热忱,本爱国之天良。”
另外,商人们还组织起来新兴商人团体,即商会。不同于有着浓厚地缘色彩的会馆或者有着浓厚同行色彩的行会,商会是不限制籍贯和行业的,它是一种团结工商业群体的组织。随着商会的诞生,工商业者们被有效地动员了起来,开始发挥出自身在政治上的作用与影响。

以地缘为纽带的传统会馆
原因三:清政府的政策推动
甲午战争的失败,一方面给了民众以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也给清政府敲了一击重锤。在清政府内部的开明官员的推动下,清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包括设立商务局和农工商局,联络工商,创办银行,兴办农工商学等。
进入到20世纪,清政府又开始了清末新政。在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多次推出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这其中包括振兴商业、奖励实业、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等。清政府曾下谕:
“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此乎。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
虽然清政府有心帮助商人,但是利权的丧失还是让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举步维进。因此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主张收回利权。提出通过招聘著名律师,采用法律的方式与各国谈判,制定相关章程以挽回本国利权。
在清政府的推动下,挽回利权运动也开始缓慢展开。

清政府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者之一——张之洞
原因四:大众传媒的推动
在此时,不应忽略的一股力量就是大众传媒的力量。在晚清,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了一股庞大的力量,在动员群众、引导群众、号召群众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批新闻报纸往往敢写敢说,收回利权一事便是他们讨论的重点之一。如当时《四川》杂志便写到:
“彼列强各挟其最阴毒最猛辣之手段,层出不穷,以集中我国之经济界,而大饱其鲸吞蚕食之野心……此不仅经济丧失之问题,实国家兴亡之问题。”
另外《大公报》写到:
“昔之灭人国以兵力,今之灭人国也以利权;昔之灭人国以夺其土地,今之灭人国也攫其铁路。铁路存则国存,铁路亡则国亡,铁路者,固国家存亡之一大关键也。”
在这些振聋发聩的呼喊下,当时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利权的重要性,对于唤起人民具有重大作用。
另外,在四川保路运动、湖南保路运动期间,这些报纸也纷纷出钱出力,为保路运动大作宣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大公报是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之一
总结
综上来看,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是有着其原因的。在外国侵略势力的高压下,民族资本主业者一方面出于对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有着自身意识的提高,不再关注于自身的一亩三分地,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家国存亡之中,开始积极与外国势力做对抗。
清政府在其中也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部分开明官员的努力推动了收回利权运动的进行,对于民族工商业发展也起到了重大作用。
大众传媒在这其中起到了一种助燃剂的作用,并且身体力行,用自身的行动来支持收回利权运动,对于收回利权运动的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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