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以德为先”的人才观及其现实意义

贾红莲，张云云 

（解放军陆军军官学院 军队管理和人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1）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社会文化的“革新时代”，重伦理道德、重个人修养、重实用理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在这一时期开始确立。在此时代背景下，儒家几位代表人物提出了“以德为先”的人才原则和道德至上的人格理想。这种“以德为先”的人才观深刻影响了古代社会的人才政策和政治实践，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家思想；以德为先；人才观 

中图分类号：B821.2  文献标志码：A 

DOI:10.14058/j.cnki.tzxk.2016.03.013 

人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是关系国家盛衰兴亡的重要因素。中国历来就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夏商周时，武丁求贤，商朝中兴；纣王杀贤而亡，文王用贤而兴；周公制定用人之典，巩固了周朝 800 年基业；春秋五霸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称霸天下；战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为了在争霸战争中取胜，各诸侯国都积极招徕人才。汉、唐、明、清各朝各代的明君贤相也从政治实践中总结了大量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选择人才的重要性[1]400。 
诸侯争霸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为了取得争霸战争的胜利，各诸侯国异常重视人才的作用，思想家也特别关注人才问题。诸子各学派对用人制度、人才政策、人才成长、人才的作用、人才选拔的原则和方法、人才的任用与考核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论述。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先秦儒家企图以道德的力量维系社会秩序，儒家几位代表人物坚持道德至上的人格理想，积极倡导“以德为先” 的人才观。这种人才观形成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深刻影响了古代社会的人才政策和政治实践，对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儒家“以德为先”人才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早期人类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深感无能为力。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人们不由自主地会产生一种神秘和敬畏的心理，认为世界上存在着种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并对之加以膜拜。因此，世界各民族文化史的前期，都不约而同地出现过职能范围宽广、权位十分显赫的神职人员。就中国文化史而言，殷商时代兴起的垄断神坛、把持政权、执掌学坛的巫史，便是这种神本文化的人格化体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实践经验的日益丰富和智力、体力水平的不断增进，人类对于神的力量的崇拜逐渐淡薄，而对于自身能力的信心却与日俱增。 

(一) 文化心理的建构：从“以神为本”走向“以民为本” 

殷商西周时期，中华民族开始从野蛮时代迈入文明时代的大门。当周人在殷墟之上重建统治秩序时，他们一方面感激上天的眷顾，认为是上天保佑着周王，使他江山巩固，事业兴旺。同时，殷鉴之下，周人也在思考，殷人也曾是天之骄子，为什么上天却一改初衷，“昊天大降丧于殷”呢？通过对这一问题的严肃思考，周人得出“天命靡常”的逻辑结论。于是从西周开始，社会文化浓郁的迷信氛围逐渐为注重世事的理性精神所冲淡。“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周人敏感地意识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要想江山永固，应该更多地依靠“宜民宜人”的人事努力。在此种意识的支配下，周人进一步提出了“德”的概念，作为统治者“宜民宜人”的理论依据。“德” 具有多方面的理论内涵，既包括顺乎天，应乎人，造福天下百姓的功德政绩，也包括以个人修养和家庭和睦为内容的美好德行。《诗经》《尚书》中的一些篇章反复歌颂了周代先王“敬德保民”的种种德行政绩，周人认识到只有统治者自身修养达到“德” 的境界，才能实现“宜民宜人”，从而得到“靡常” 天命的长久垂青。周人倡导的“敬德”观念落实为 “保民”的具体措施，而“保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保王”的政治目的，但其中所包含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其无所启也”等思想却开启了民本思潮的先河[2]268−270。“敬德”作为周统治阶级励精图治的指导思想，确实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德治”“仁政”的学说也在中国政治思想领域影响深远。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从以神为本到以民为本的文化心理建构最终完成。 

(二) 社会秩序的重建：从宗法谨严到礼崩乐坏 

随着以人为本的文化意识的转变，从西周开始，人神之间的脐带被割开后，人类和氏族本身的自然血缘关系便成为压倒性的因素。加之古代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生活方式，使他们更加难以冲破人类原有的血缘关系，这种靠血缘纽带联结的牢固的社会组织形式恰恰成为周代宗法制度的基础。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秩序谨严的宗法制度，这是一种根据血统关系分配政治、经济权利的制度，其中周公制定的用人之典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这种用人制度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财产和权力的争斗，但实际上并不能保证选拔出最合适的继承人和执政者，这种制度的长期推行最终导致了奴隶主阶级势力的日趋衰落，从而为新兴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 

平王东迁以后，周室开始衰微，周天子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诸侯不定时朝觐“，八佾舞于庭”等僭越礼制的事情时有发生。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各国的兼并与争霸引起社会的急剧动荡。这一时期是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从社会制度上讲，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从国家形式讲，是从统一到分裂，再从分裂割据到新的基础上的重新统一，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进行着大分化、大改组。司马迁说，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灭国五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3]370。西周时期层层相属的宗法等级制的僵化模式被打破，周礼也遭到破坏和践踏，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希望通过恢复周礼来力挽狂澜，通过道德的力量和礼制的约束来重建社会秩序。 

(三) 知识阶层的崛起：从私学兴起到贤士盈朝

殷商西周时期，巫史掌握文化教育，只有贵族及其子弟才有受教育的特权，教育内容也主要局限在礼制、法度、宗教神学的范围之内。随着周天子权力旁落，公室衰微，宗法奴隶制趋于瓦解，“学在官府”的局面也难以维持了。原来隶属于贵族阶层的士纷纷流落民间，作鸟兽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已是大势所趋。私学的兴起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使很多成分复杂的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孔子、墨子、孟子等人都广收门徒，四处游说，宣扬自己的理论和主张，以借助君主侯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儒家学派非常重视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的教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诸侯争霸的现实需要，使各国君主、各路诸侯大力扶植私学，积极延揽人才，并鼓励学者们“议论国事”，大胆进谏。在这种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中，士人纷至沓来，形成贤士盈朝的局面。士人奉行“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朝秦暮楚，一遇明主，便倾其才智辅佐国君并借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统治阶级招揽天下贤士，根本目的是为了“有智为寡人用之”，鼓励学士们就国计民生发表议论。学士们也纷纷“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他们或以史为鉴，规劝君主“得道多助”“保民而王”；或犯颜直谏，批评国君“矜功不休”。这些政治智囊人物在推动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强盛方面功不可没。 

二、儒家“以德为先”人才观的主要内容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德、尚德的民族。儒家关注现实政治，主张“以德治国”，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强调“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正是西周初年敬德保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 坚持德治仁政的执政理念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强调教化的程序，要求统治者能够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发挥道德的影响力；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基于周人提出的“明德慎刑”观点，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认为“德治”是治理社会的根本手段，“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4]4，要求统治者要严肃认真、信实无欺、节俭用度、爱惜民力。孟子倡导“仁政无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之掌上”，正是春秋以来民本思想的发展和体现。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在德治和法治的问题上，孔子反对用杀罚性手段维持社会秩序，主张用道德引导人民的精神，用礼制规范人们的行为。《论语· 为政》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种道德上的教化是最彻底、最根本、最积极、最有效的方法，是法律制裁所难以办到的。如果仅靠 “政令”和“刑法”治国，百姓可以暂时免于刑罚，但并不能消灭犯罪的根源，他们甚至会钻法律的空子。只有用道德去引领和感化人民，使人们对不道德的事有一种“羞恶之心”，做到“道德自律”，才是真正长久的治国之道。 

(二) 重视人才的道德操守和榜样力量 

中国文化十分注重对人的内在道德良知的发掘，专注人的道德修养。几千年来，中国儒家文化基本上就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前进，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题精神，即由内在的人性道德修养入手，通过“修齐治平”之道，最终实现“内圣外王” 的大同理想。儒家心目中的人才首先必须是道德上过硬的贤人君子，具有全而萃的内在德性，这是济世救民的基本前提，是治国平天下的坚实基础。 
儒家极为注重人才的道德修养和德行操守。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一个可以承担大任的人才应具备仁、智、勇的品质。孔子还将“尊五美”视为人才从政的基石，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孟子理想中的君子能够“居天下之广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128 

儒家坚信道德的感召力，认为人才的关键在道德，而治国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人才的道德感召力。具备良好道德修养的人才应该在政治实践中身体力行，以榜样的力量去影响和带动他人。孟子在《论语· 颜渊》中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他在《孟子· 离娄章句上》中坚信：“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孔子形象地将君子的道德影响力比喻为疾风，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儒家认为人才对于政治的影响，不在于手中的权力大小，也不在于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其自身的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即是说，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自身的模范行为，可以使政令畅通，天下咸服。 

(三) 选拔正直的贤能之士执掌政权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着重于选拔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能臣贤相。在贤的标准上，儒家重视道德修养，体现了一以贯之的“以德为先”人才观。孔子要求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人们“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孟子说：“天下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 即只有“德”，才是辅佐国君、统治人民的长久之策。 

对贤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夏、商、周虽然都实行世卿世禄制，但周文王、周武王为了推翻商朝，已开始实行礼贤下士的政策“，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出现了尚贤政治的萌芽。春秋初年，经过两百多年的争霸斗争，世卿世禄制已大大动摇，许多贤才进入各诸侯国的政权核心之中[6]109。仲弓问政于孔子，孔子提出“政在举贤”的观点：“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对于执政者来说，首先要严于律己，勤于政事，起榜样带头作用，对他人不必求全责备，要客观公正地提拔贤能之人。鲁哀公问孔子：怎样做，才能使百姓信服呢？孔子回答：“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他认为将正直、良善、优秀的人选拔出来，废黜那些邪曲之人，百姓自会心悦诚服，互相劝勉，“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孟子也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他认为将正直贤能之人选拔出来担任要职，会在政治上产生蝴蝶效应。他说：“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如果整个社会都推崇道德，尊重人才，贤者在位谋其政，那么经济富足，军事强大，政治清明的局面便指日可待。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提拔有道德的贤能之士是为政治国的根本措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是形成良好吏治民风的重要基础，也是历代人才政策的经验总结。 

三、儒家“以德为先”人才观的现实意义 

“以德为先”是中国传统社会人才观的精髓，也是我们党一贯的选人用人思想。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中消极腐朽的思想对我们党内一些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冲击。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以德为先”的人才标准对于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坚持以德为先的导向，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形成良好的吏治民风 

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反腐倡廉的新形势下，广大群众对党员干部的品德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当前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的方面。要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选用道德上过硬，人民群众拥护的人。 

儒家文化强调以道德去感化人、教育人、影响人，儒家坚信“人格”的感召力，认为“为政在人”。儒家“以德为先”的人才观要求选拔廉洁奉公、严于律己、视民如伤、率先垂范、敢于担当的人担任领导干部，这样的人才导向无疑会带动和影响一大批干部，能够有效地扬清激浊、拒腐倡廉，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环境。 

(二) 坚持以德为先的导向，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面对西方敌对势力不遗余力的渗透侵蚀，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强烈冲击，当下党内有些干部思想上产生了困惑，认识上出现了迷茫。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三严三实”的要求：“严以修身”“做人要实”是对领导干部人品、道德方面的要求；“做人”是“做官”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人品不好，那么官德也不会好。 

儒家一直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完美的人生道路，以“立德立功立言”作为最高的人生价值目标。儒家强调德性、德行的一致性，这无疑强化了社会个体的道德自律意识。士人们往往将“修身”看作自己实现人生理想的起始一步，即使在“天下无道”时，仍能专注于自身的道德修养、恪守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做到“君子固穷”，这无疑有助于个体人格和政治道德的良性成长，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讲：“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即是说，人如果徒具其才而无德为其帅引，则危险无比，因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中国有句古话：“先做人，后做事。”做人是做事的基础，人品不好，难免做坏事，危及他人，危害国家和社会。对此，孔子的观点是“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马克思曾说：“一个统治阶级越是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会越是巩固。”[7]704 

(三) 坚持以德为先的导向，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扩大国际影响力 

国际关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是一个国家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儒家“为政以德”的思想不仅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重大影响，并且对改善国际周边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国家以仁德礼让化育万民，按照“以德为先”的理念来治理国家，就会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辐射作用，使“近者悦，远者来”。孔子、孟子都反对靠武力征伐的手段使国家强大起来，相信道德本身具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儒家认为只要坚持“以德治国”“以德选人”的执政理念，最终会实现“大同”的社会理想，统治者应“修文德”以使周边小国主动归服，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大国，我们应充分挖掘儒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向周边国家传递真诚友好的态度，表明我们以德为先，绝不称霸的立场。向世界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正能量，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以德为先”人才观是儒家的一贯传统，也是历代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其人才观深刻影响了古代社会的人才政策和政治实践。这种以人为本的主张，“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德为先”人才观对改良政治生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朱耀庭．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 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6] 朱耀庭．诸子百家论人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7] 马克思．资本论：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