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开启“均田制”向“田制不立”转变

两税法对土地兼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未能抑制，反而在制度层面为其“松绑”，从而加剧了土地集中。

???? 制度变革：从抑制到放任

两税法实施前，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是抑制土地兼并的重要制度组合。国家通过掌握土地分配和户籍，限制土地过度集中。

- 均田制：国家按丁口授田，土地买卖受限，旨在维持小农经济。
- 租庸调制：以人丁为征税基础，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需承担更重的税负，客观上抑制了兼并。

然而，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崩溃，租庸调制难以为继。780年，两税法应运而生，其核心变革在于：

- 计税标准：从“以人丁为本”转向“以资产为宗”，主要依据田亩和财产征税。
- 土地政策：不再重新分配土地，承认并默认了土地兼并后的既成事实。

这一转变标志着国家从主动干预土地分配，转变为主要依靠税收调节，为土地兼并提供了制度空间。

⚙️ 加剧兼并：多重因素叠加

两税法通过以下几个具体机制，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进程：

1. 取消限田，承认兼并合法性两税法不再限制地主占田，并以法令形式承认了“兼并已成”的现实。这使得大地主可以放心地继续扩张土地，而国家则通过税收从中获利。
2. “产去税存”，迫使农民卖地两税法规定税额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基准。这导致了“产去税存”的恶果：农民一旦因故（如灾荒、苛捐杂税）卖掉土地，其名下的税额并不会随之减少。为逃避沉重的税负，失地农民往往选择逃亡，其土地则被地主低价兼并。
3. 货币征税，增加农民负担两税法以货币计税，迫使农民将农产品换成钱币纳税。在“钱重物轻”（货币升值，物价下跌）的环境下，农民需要出售更多的农产品才能凑足税款，导致大量自耕农破产，土地被地主和富商收购。
4. 执行走样，转嫁负担地方官吏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加征杂税。由于官僚、地主常能利用特权逃税或转嫁税负，这些新增的负担最终都落在了无力逃亡的贫苦农民身上，迫使他们变卖土地，进一步加剧了土地集中。

???? 历史影响：开启“田制不立”时代

两税法被普遍视为唐代中期土地制度从“均田制”向“田制不立”转变的关键节点。它标志着国家对土地私有的干预基本结束，土地兼并自此失去了制度约束，进入一个相对自由且加速发展的阶段，为宋代以后土地高度集中和租佃关系的普遍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