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监察-六条问事

历史渊源

我国古代的监察立法，最早见之于史料比较成熟且有系统性的法令当属西汉武帝时的《六条察郡之法》（又称《六条问事》），我们俗称为“汉六条”。

 “汉六条”以前，我国古代的监察立法处于初创和形成阶段，以国王发布的诰、命、训、誓等为主，比较零散和粗糙。

 早在上古三代，就出现了治官之法，并孕育了监察立法的萌芽。及至春秋战国，随着社会关系的重构，“治吏”已然成为了监察立法的重要内容。战国时齐相邹忌制定了《七法》以督奸吏。

 秦时有对行政监察和司法监察的用律，虽然零散缺乏系统性，但有关察吏的规定已成为秦律的重要部分，显示了秦王朝以法治吏的大略和我国历史上法制文明的进步。不断发现的秦简让我们能够在千年之后进入到秦国司法的现场。睡虎地秦简《语书》载：“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这是秦国南郡向所属各县发出的一个文件，郡上将派人来各县“案行”，对不从律法者，将其绳之以法，对令、丞也要论处，还要考核各县官吏，哪个县里多有违犯律法而令、丞不予查处者，将对令、丞绳之以法。

 汉初，监察立法沿秦制，以汉律和诏令为主。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相国奏遣御史监三辅不法事，有：辞讼者、盗贼者、铸伪钱者、狱不直者、繇赋不平者、吏不廉者、吏苛刻者、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者、作非所当服者，凡九条”。上述九条我们称之为《监御史九条》，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地方性成文监察法规，它约束的地方区域限于三辅，也就是京畿地区的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虽然惠帝颁行的《监御史九条》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它为“汉六条”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背景

 “汉六条”的产生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高祖初年实行分封制，紧接着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使经济得到恢复，同时也使地方豪强势力坐大，以致景帝时发生了“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直接促使了汉代第一次较为广泛的立法活动。

 到汉武帝时，我国古代的监察立法迎来了一个新阶段。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撤销了在各郡设置的监察御史，四年后将全国分为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交趾、朔方等十三部州，即十三个监察区，各设部刺史一人作为派往地方的监察官。为了做到“有法可依”，又在《监御史九条》的基础上制定颁发了《六条察郡之法》，又称《六条问事》，即本文所称的“汉六条”。

内容

汉武帝给刺史规定了明确的监察职责，叫“六条问事”，具体内容是：

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第一条，势家豪族土地数量和住宅规模超过制度规定，依仗财大势强欺凌穷弱势者）

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

（第二条，二千石不按皇帝命令办事，不遵守法律制度，背公向私，假借诏令以牟私利，损害百姓利益，掠夺民脂民膏，聚敛财富，为非作歹。）

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

（第三条，二千石不认真查明疑难案情，草率定案，胡乱杀人，怒则乱罚，喜则乱赏，烦扰苛暴，残民以逞，为百姓所痛恨，弄得开怒人怨，山崩石裂，灾异妖言并出。）

四条，二千石选置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

（第四条，二千石选人用人不公，嫉贤妒能，压制人才，任人唯亲，亲近信用顽劣奸诈之徒。）

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

（第五条，二千石子弟仗势逞威摆阔，干预公务，染指司法，向主管人员请托。）

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

（第六条，二千石不讲公德，不顾体统，低三下四地巴结豪强，贿赂公行，破坏政令。）

除此六条之外，刺史还具有监察各诸侯王，全面考察其活动的职责，具体内容有：巡行郡国，以六条监察郡守、相国、诸侯。一但发现他们有六条所列的不法行为时，有权弹劾，并报请上级监察机构处理；考察地方治理情况，断治冤狱，及时把情况向中央政府汇报，以作为对地方官吏的奖惩依据；随时向中央政府举荐人才

六条中除第一条外，其余五条都是针对二千石郡守的。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六条外还有不成文的一条，就是考察国王有罪状便奏闻。不法的国王因此 受到惩罚。”不把监察国王的内容载入明文中，是因为这个问题已不显得十分迫切了。前面说过，汉初在地方上实行的是郡国并行的双轨制。平息七国之乱后，诸侯国的实力已被削弱。汉武帝登基后，还是先拿诸侯国“开刀”。他规定国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可在国中分侯，这样一来从诸侯国中分出几个小侯国，使诸侯国的直属领地不断地缩小。后来又藉故夺了106个王侯的爵位，并且禁止诸侯国的官吏在朝中任职，防止他们插手中央事务。经过一系列的整顿，使诸侯国大伤元气，已构不成对中央政府的严重威胁。于是，汉武帝又腾出手来整治州郡。二千石的郡守是一郡之首，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委书记兼省长。安邦先安首，督吏先督王，“六条问事”主要就是冲着这批“高级干部”来的。解决这个层面的问题，也是抓重点，比如他们是否能认真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不是滥用刑法、欺凌百姓等等。

演化

汉武帝设计并推行得好好的刺史制度，到了西汉后期开始走样。汉成帝绥和元年（西元前8年），也就是汉武帝死后的79年，丞相翟方进和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将刺史改为州牧，理由是按照祖宗的家法应该以贵治贱，不能以卑督尊。刺史只有六百石，监察二千石的高级领导干部不合规矩。成帝只好下诏，把刺史改名为州牧，增秩二千石，与郡守平起平坐。3年后，丞相朱博上书力争说：“当年设十三部刺史，职级低但赏赐重，这样可以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废除刺史、改设州牧后，激励机制没有了，收不到监察的效果，应该恢复刺史制度。”于是又将州牧更为刺史。但几年后，再次将刺史改为州牧。不要以为这样一来提高了刺史的地位，这是两种观念在进行较量。翟方进等人认为监察制度应同其他制度一样，不得违反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必须遵守以贵治贱的原则。朱博认为怎样设置监察官，衡量的标准应该看是否有利于监察的效果。较量的结果，是等级派占了上风。刺史改为州牧后，原来的监察官开始向行政官员转化，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混为一谈，利害关系由相异变为相同，“让马儿说话”的制度被破坏了。汉武帝在生前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监察方法，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保证它的长效机制。

评价

《六条问事》的针对性很强，它以地方二千石的高官及其子弟为主要监察对象，其次是地方强宗豪右。监察的具体事项也很明确，主要是针对二千石不奉诏书，聚敛为奸，赏罚无度，选拔不公，阿附豪强，还有强宗豪右田宅逾制等。

 为了防止刺史滥用职权，在执法环节上亦有严格的要求，如不许管《六条问事》以外的事，不许其监察二千石以下的官吏。《汉书》记载：“诏书旧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

 关于“非条所问，即不省”的规定落实，还有一事相佐。《汉书·朱博传》载，朱博升任冀州刺史，他本是武官，“不更文法”。等到当了刺史巡视部属时，官民数百人拦路自行投诉。属官建议他暂时留在这个县登记讯问各个自行投诉的人，事情办完了再出发，其实属官的目的是来试探朱博。朱博心里明白，派属官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黄绶、墨绶指的是系官印的丝带，官员品级不同，丝带颜色也不同。刺史不受理县丞、县尉之事，只受理两千石以上官员之事，而且也非事事都受理，只有《六条问事》言及者才得受理。朱博这一判决发落，四五百人都离去了，如同神明。官吏百姓大为震惊，没想到朱博有如此之强的应变才能。

 《六条问事》是西汉监察立法的重要成果，它所包含的基本规范和所确立的原则，具有深远的影响。《六条问事》实施后，对地方官吏和豪强的压制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也使我国封建监察制度在西汉中后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澄清吏治，促使昭宣中兴局面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