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二调

一平二调

　　王潮　茅海波

　　“一平二调”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的简称。“一平”是指在人民公社范围内把贫富拉平，搞平均分配；“二调”是指对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产品以及其他财产无代价地上调。故而可以说，“一平二调”是特殊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特殊分配方式。

　　“一平二调”的出台背景

　　1959年，中国在一片热火朝天地搞“大跃进”运动的情况下，其实也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等等，由于硬要求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有限的资源被胡乱使用，国民经济发展是无法持续的，导致了国民经济危机，工业生产大幅度地下降，粮食产量是急跌。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的7月间，中央曾经努力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59年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等人都提出了要对人民公社，以及当时在人民公社中盛行的“一平二调”实行整顿。所谓“一平二调”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劳力”的简称，当时是各地普遍采用的一种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做法，不仅把合作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随意无偿地调拨和分配，同时把农民的房屋、家具、家禽、牲畜等等全部都收归集体所有，否认了农民的私有财产权，公共食堂和大锅饭就是“一平二调”的具体落实。

　　“一平二调”，首先收缴了农民的私有财产，引起农民的愤怒。当时一些农村基层干部的牢骚最有代表性，他们说上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我们是“一愁二怕三紧张”，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诸如“一平二调”的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努力予以纠正，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当中也说，要说服坚持高指标的人，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地前进。但是这两个会议呢，并没有从整体形势解决“大跃进”的方向问题，大饥荒的苗头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了。

　　鉴于基层农民对“一平二调”的激烈反对态度，毛泽东在1960年11月28日作出了《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的批示：“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瞒产私分暴露出的所有制问题，纠正“一平二调”

　　说到“一平二调”，就不能不提到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3月5日）。据薄一波回忆，“共产风”这个词是在第二次郑州回忆上首先使用的。

　　所谓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调到公社来”。这些“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毛泽东出语惊人：“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毛泽东的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成为制止“共产风”的基本政策。毛说：“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推动了我。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六中会议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担当起来。”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这一系列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对原先“一大二公”的否定。

　　郑州会议后，毛泽东根据河南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经验，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贯彻郑州会议精神。这次毛泽东已从反复地调查和思考中获得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不仅从认识上、政策上督促高级干部纠左，而且从行动上雷厉风行地纠左。郑州会议期间，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个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他要求把郑州会议精神一下子捅到最基层。3月8日至10日，毛泽东先后批转湖北、安徽、湖南、广东省委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报告，再次强调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于农时有利”。这时，河南提出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与郑州会议定的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一致，为此，毛泽东于三月十五日又写了《党内通讯》：“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生产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在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由于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河南省委决定改变原决定，把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并于3月18日将此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于3月19日在报告上批语：“河南改变方针，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不久，这个报告转发全国。

　　第二次郑州会议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走在全党前列。他提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撕开了一个口子，在纠“左”的方面比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迈出了更大的一步。但是，由于受到思想认识上的局限，这次纠“左”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例如，毛泽东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人民公社体制，他认为当时应当实行基本队有的公社所有制，过几年就又要改为基本社有的公社所有制。其次，实行相当于原高级社的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的基本所有制，对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改变和进步，但规模仍然偏大，不完全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的觉悟水平，所以后来又改为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小队。这些都预示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纠“左”方面还需要一个长期艰难探索的过程。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信中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破坏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凡是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县和社向生产队平调的，以及县、社和队向社员个人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等各种矿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有实物的退还实物，并且付给公平合理的租金、折旧费或修理费；实物已经消耗、无法退还的，作价补偿，付给现款。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信用社员多余的房屋和家具，必须商得社员本人的同意，切实负责维修保管，承认社员的所有权，付给合理的租金。社员的住房因而发生困难的，必须坚决退回一部分借用的房屋，妥善安置。无偿调用的劳动力，必须彻底清理，给以补偿。除了1959年夏季已经清理退赔了的以外，凡是没有清理的，或者已经清理、算了账、打了欠条、拖延未付的，都必须在今年内，至迟在明年春耕以前，偿付清楚。社和队赔偿平调的财物所需的款项，应该从公积金中开支，不能从今年的收入中开支，以免影响今年的收入分配。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应该抱定决心，首先清理自己的“一平二调”，随清随退，即时兑现，作出示范，并且保证以后不再犯“一平二调”的错误。一切干部和群众都必须了解，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决定环节，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在当前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稳定下来，绝不容许对它有任何侵犯，侵犯了的必须坚决纠正。否则，就会打击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农业生产力。

　　从指示信中不仅规定了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的原则，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总体上讲，“12条”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