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汉分治-南北面官制度

辽国采取了"蕃汉分治"的政治制度，"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朝中央的官制有南面官制和北面官制两种。所谓南、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南面官沿袭唐以来的官制，中央设三省六部，官员多用汉人。北面官名称与南面官不同，执掌大体相似。北面官均由契丹贵族担任，权力远较南面官为大。

原因: 由于辽统治下的南北广大地区的汉族、契丹等族的经、文的发展水平及人民的生活方式不同。为了适应被统治地区不同情况,辽行政管理机构分设“北面”和“南面”两个系统。

西夏也实行了类似的制度

辽的境内包括许多民族，这些民族的社会发展情况各不相同。一般说来，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耕稼以食，城郭以居”的汉人和原属于渤海国的一部分人民；二是“渔猎以食，车马为家”的契丹人和另外的许多游牧民族。为了适应这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耶律德光统治时期，辽朝便制定了一种“蕃汉分治”，的制度，即所渭“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其具体办法是：统治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一律用契丹贵族，办事处所设在皇帝的牙帐之北，称为北面官；凡属于“宫帐、部族、属国”和“兵机、武诠、群牧”范围内的政务，都由他们负责。统治汉人和旧渤海国人的，杂用汉族地主和契丹贵族，办事处所设在皇帝牙帐之南，称为“南面宫”；凡属于“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如“文诠、 丁眠之政”，都由他们负责。由于契丹民族是统治民族，所以北面官的权力大于南面官。

南北面官制，是辽朝的中央官制，是为了更好地处理各民族地区事务而设立的一项特别的政治制度，即“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这是因为在辽朝社会中，契丹人与汉人逐渐形成了混居的局面，当时汉人的数量甚至双倍于契丹人。

契丹贵族为了发展社会经济，加强和巩固北方统治，采取了“因俗而治”的原则，在契丹国原来的领地上，沿袭原有的部族制，立北面官制度；而在中原地区采取汉人的习俗设立南面官制度。

北面官主要统治契丹以及北方诸多游牧、渔猎民族，任职官员均为契丹贵族；南面官主管汉人以及渤海人，任职兼用汉人士大夫和契丹贵族。

一、南北面官制是创新性的制度尝试

在辽朝建立之初，社会生产力总体较低，保持着十分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夺取渤海和燕云十六州之后，中原地区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迅速涌入，使得辽朝的奴隶制向着封建制快速转变。

于是在辽朝境内，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汉人与渤海人过着农业为主的耕织生活，喜定居；而契丹人则以游牧、渔猎为主，常迁徙。

这不仅是畜牧业为主和农业为主的区别，更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区别。

不同的民族和生活方式，给辽朝的统治带来了重重阻碍，而当时辽朝贵族已经对中原文化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和认同，决定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各种文化的自然融合。为了实现这一政策构想，南北面官制诞生了。

二、南北面官的最高行政机构都为枢密院

1、南面官体制

南面官，采用汉制，设有三师、三公、六部，以及台、院、寺、监等机构，最高行政机构为汉人枢密院。

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后，设置汉儿司专官汉族事务，这是南面官体制的雏形。

直至耶律德光南下征战时期，收编了二十多万汉军降卒，为了吸引汉族官员投靠，对降官进行封赏，在汉儿司的基础上设立了枢密使和中书省，分别执掌汉人军政事务和民政事务。

但随着辽朝对燕云地区统治的加强，辽朝统治者开始奉行“军国大事汉人不与”的政治原则。

因此，汉人枢密院的职能逐渐归于“南京兵马都总管府”和“南京元帅府”，燕云地区的军事指挥权回到了契丹贵族手中。

在此之后，汉人枢密院没有军事指挥权，其主要职能是管理汉族地区的经济行政事务，北枢密院才是主管全国军政和契丹地区部落经济事务的最高官署。

主理汉人民政事务的中书省，主要有大丞相，左、右丞相，同平章事（仅指带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衔者），知中书省事，参知政事、签中书省事等，另有堂后官、主事、守当官、令史等中下层官员。

还设立翰林院，执掌文翰之事；内置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知制诰、应奉阁下文字等官。又有国史院，掌修撰史籍；内置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史馆修撰、直史馆等官。

大理寺在辽朝内也保留了刑法职能，有提点大理寺，大理卿，大理少卿，大理寺正，大理寺丞等官职。

除此之外，还有汉人宣徽院、御史台、馆阁等机构，不过由于“北重南轻”的特点，相对南面官，北面官官职情况较为简单。

地方行政区划，有州、县两级。州、县级机构，主要设在经济和文化发达的汉人地区、渤海人集中的辽东地区。

州根据其大小和位置重要程度，分节度、观察、团练、防御、刺史五级，实行军政统一管理，州名和军名并用。

当然，如上文所述，南面官制并不掌握军事指挥权，因此南面官中有不少的职位与机构只是虚设。为了强化契丹人自身的有效统治，辽朝的军政大权依旧掌握在北面官手中。

值得一提的是，有许多契丹人在南面为官，他们也需穿汉服，说汉语，因此也被称为汉官。

2、北面官体制

契丹族有崇拜太阳的习俗，喜欢向东，而且以左为上，所以皇帝的御帐朝东，北面就是左，也就是官署的牙帐设立的地方，北面官由此得名，又称作部族官，在辽朝官制中占有重要地位。

南面地方体制采用京、府、州（军）、县（城）系统。以五京为统治中心，下设军州府县，五京分别为上京、中京、南京、东京、西京。上京为皇都，设官最为完备，其他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

而北面官的统治阶层大致分为四级：

辽内四部族：这是辽朝的统治核心，包括遥辇九帐族，横帐三父房族，国舅拔里、乙室己部和国舅别部。

遥辇九帐族是遥辇氏部落联盟九个联盟长的后裔，在唐朝开元年间，遥辇氏部落联盟取代大贺氏部落联盟，成了契丹族当时的政治体制，并且正式迈入了奴隶社会。

遥辇九帐族就是当初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后裔构成；横帐三父房族是从迭剌部分出的阿保机的亲族；国舅拔里、乙室己部和国舅别部则是外戚萧氏的亲族。

四大部族：这四大部族是辽朝的统治支柱，其首领皆称大王，包括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和奚六部。

四十八小部：四十八部是辽朝的统治基础，也叫四十九节度，包括品部、楮特部、乌隗部、突吕不部、突举部、涅剌部等六个契丹部落和遥里部等四十二个非契丹部落。

非契丹部落：统治较为松散，与辽政权处于若即若离状态。

三、南北面官制产生的积极作用

1、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燕云十六州被辽朝夺取后，汉人大批逃亡或者被劫掠至契丹境内，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

南北面官制的实行，促进了汉人的定居，辽朝的农耕文化得以发展，社会生产效率开始加快；并且农业的繁荣又给牲口提供了丰富的饲料，从而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畜牧业作为契丹的传统产业，对当时兵力和国防的强弱有着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繁荣为辽统治者东征西战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2、加快了辽朝封建化进程

辽朝中后期封建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南北面官制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

首先，是奴隶数量减缩并且境遇得到改善。辽朝前期作为一个奴隶制国家，贵族大量占有和役使奴隶，常常任意加以残害，奴隶的待遇与牛马无异。

统和十三年，圣宗颁布诏令：“诏诸道民户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为众多奴隶解除了奴籍，归于州县内的一般人民。

统合二十年又有“诏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对奴隶的生命多了一个法律的保障。

其次，是辽朝开始实行统一的税赋制度。这说明封建经济已经强大了起来，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成了新兴封建经济的政治代表。

最后，是《唐律》受到了辽圣宗的重视。统合十二年，《唐律》开始在契丹族中推行。

法律上对汉人歧视的改变，说明辽朝封建化程度加深，需要封建制的法律来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了。

3、推动了文化的包容和理解

在南北面官制的原则下，服饰上有“汉服”“国服”之别。“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便焉。”“国服”指的是契丹传统服饰，而汉服则是五代晋之遗制。

礼仪制度也是“国仪”及“汉仪”、“国舆”及“汉舆”、“国仗”“汉仗”及“渤海仗”并存。

随着各族人民文化交往的日益深入，渐渐可以互相理解、包容彼此的人文礼仪。

4、促进了契丹文字的诞生

并且在实行南北面官制后，在契丹族与中原交往的过程中，促进了契丹文字的诞生，契丹族仿照汉字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都借用了汉字的特点。

随着契丹文字应用于文书、印信、碑刻、译文等方面后，又促进了契丹文化的发展。

5、汉学大兴，中原文化逐渐成为辽朝的主流文化

契丹族在建国前就已经开始学习儒家文化，随着辽朝的建立与发展，统治者在国内设立了国子监、国子学等，还聘请汉族大儒讲学，倡导“华夷同风、汉契一体”，主张尊孔重儒，儒家文化更加普遍地传播开来。

在这种氛围下，不但辽朝贵族都以精通汉学为荣，社会观念上也逐渐以正统自居。“我国祖宗难艰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

契丹族对儒家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并未放弃自身文化，而是在维护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地学习和吸收中原的优秀文化，顺应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衍生出了独具特色的辽文化。

总结：

南北面官制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民族关系、政治建设、经济发展、文化融合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维护了辽国的统治和国内的安定，是辽朝统治者根据当时国内形势建立的政治制度，极具创造性。

它不仅是一种统治手段，还是一种治国思想，辽朝皇帝因此而获得双重身份，既是草原上各部族的“可汗”，也是境内汉族的“皇帝”，这一模式对于后世处理民族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北面官制的产生不仅缩小了不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还巩固了辽朝的统治，推动了社会的进步。